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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中朝文人交流看中国蒙学教育 　　蒙学是对我国传统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先秦到清末，蒙学教育延绵不断，为后世留下大量的蒙学读物，充满人文精神，对现今的儿童人文启蒙教育也大有裨益。在清代中国与朝鲜文人笔谈与尺牍的交流中，直接呈现了大量的当时蒙学教育的情况，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中国蒙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一、从清代中朝文人交流看中国蒙学教育目的 蒙学是传统的文化启蒙教育，从先秦开始，孩童通过学习蒙学读物规范训练道德行为，培养知识技能。到了宋朝以后，理学的兴起使得蒙学教育的道德教化与行为规范训练的职能得到了极大的重视。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根深蒂固与封建科举制度的建立，到了清代知识技能的训练与培养这一教育目的越来越在蒙学教育中占据主要地位 首先是普及平民教育的教育目的。这种识字与写字的教育，是蒙学教学的开端，可以说是纯粹的知识技能教育。如洪大容《与孙蓉洲书》中记载： 小儿始入学，教何书？《六经》亦当有次第，史书先授何书？初学写字临何书帖？临写之法有影摩诸法云，然否？（孙答曰：小儿入学，先教认字。如《三字经》三字为一句，皆明伦教学经史之类，?H有意义。《千字文》四字为一句，梁朝周兴嗣奉?凶?之类。及其认字既多，则授以《四字书》。） 由此可见，识字写字是其他教学的基础，中国的识字教育的基本材料也早在宋元时代就已定型，最主要的就是被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其次是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教育。隋唐以来，科举考试成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最主要方式，蒙学教育也在这种社会形势下不断发展并为其服务，变成了更高层次的、有针对性的教育。《燕行日乘》中记载沈乐洙与虞有光兄、虞鸣球、陈木、虞有光的笔谈： 余曰：“景山教习何官？”曰：“教习专管官学生读书作文之事。其中举人、生员、童生俱有教读，勤而成效多者为上等，始得知县。”余曰：“教育英材好事，所管学生、童蒙约几人？”答曰：“每教习应管学生二十人，不论大小及举、贡人、童生，总以教习，以后学生考试时，能升一等者为成效，每教习应下成效须有三人方为合例。” 这则笔谈从教师的角度反映了教育不分年龄的大小，蒙学教育和科考教育同时进行，教育的目的便是通过科考进入仕途。《湛轩燕记》中还记载了洪大容与周学究的笔谈： 余仍请见所著文章及诗律，再三强之，周生始书对曰：“关东水土硬，肉食太重，子弟聪明者少而昏鲁者多，不以念书为事。?~以清书满洲话求取功名，最易且快。” 南公辄、林汉浩、金鲁应与刘士元笔谈： 问：“读书几何？”对曰：“读过经、史。”“读书将何??？”曰：“要做进士。” 这两则笔谈从学生的角度体现了学习经史的最终目的也是通过科考。甚至在清代，汉人如想求取功名也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所以一切教育的目的始终有一点就是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名次 二、从清代中朝文人交流看中国蒙学教育内容 我国古代一直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其中西汉史游所作的《急救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为后世蒙学教材的编写打好了良好的基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流传时间最长、最具生命力的蒙学教材，主要用于识字教育。自先秦以来，各朝代也有新的蒙学教材的出现，如宋代朱熹《小学》、吕本中《童蒙训》等，对提高蒙学教材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清代中朝文人的交流中也体现了当时蒙学教材的特点 其一，教育内容与教育目的息息相关，教育内容的选择是根据教育目的的确定而确定的。清代蒙学教育依旧沿用“三、百、千”来达到识字教育的目的。清代主要的科举考试文体是八股文和试帖诗，律赋和策论，从表现形式来看都属于文学范畴，于是在清代的蒙学教材中注重音韵和对偶的基础练习。如上文中所提到洪大容《与孙蓉洲书》中记载的，《三字经》为三字一句，《百家姓》为四字一句，讲究对仗用偶、炼字酌句、骈散有序。曹龙振、李鼎受与师席者、五六冠童笔谈中也有说： 炕上列坐五六冠童，都着毡帽，所读乃明清以来八股时文，堆积数十卷，卷各殊题而间有读《楚辞》古文及《鲁论》者矣 可见，当时的蒙学教育已经不仅仅是在识字阶段，《楚辞》古文及《鲁论》也是其学习的内容。在蒙学阶段就接触八股时文，这正是为了科举考试在做准备 其二，清代蒙学教材的使用具有一定科学性，适应了儿童身心的发展。如《芝汀燕记》中记载元在明、李季鸣与张教授笔谈： 相见施礼而坐，季鸣取卓上纸笔书之曰：“敢请尊姓名？”答曰：“仆姓张，山野之人无名。”又问：“学生几何？”答曰：“童子五六人。”又问：“教授之法何如？”答曰：“先念书，后讲书。”又问：“念书、讲书不同，何也？”答曰：“念书者念其文也，讲书者讲其义也。不解章句，安能知意义？是以先授音读，谓之念书。念之既熟，乃能讲说其义，曰讲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