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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看雄安新区规划 　　雄安新区规划的消息一出，全国上下一片沸腾，一时间媒体网站、街谈巷议，无不以雄安新区为谈资。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中，新区的规划是层出不穷的，但此次的雄安新区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动静，是与雄安新区的定位分不开的。在新华社的文稿中，雄安新区被提到了与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相比肩的高度，并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从经济体量上来讲，雄安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其201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200亿元上下，不到北京的1%。中央决定在这个地方设立雄安新区，除了政治、区位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很多经??上的含义 一、从城市经济学角度看雄安新区规划 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看，除政治中心与军事要塞之外，一个城市的定位、形成、发展及其最终规模是由市场决定的 一般而言，城市都是在贸易通道的节点上，其特定的位置、运输便利程度、长途贸易整休所需的恰当距离、改换运输方式的口岸、周边腹地的人口密度和纵深等，共同决定了它们的位置和基本规模。这些城市的政府通过对交易活动征税，用于对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公用事业服务和其他公共物品的提供，而这些受本地财政收入规模约束的公共服务规模，又与本城的交易活动规模达成平衡 北京的发展由于没有达到这种平衡，或者说过了这个平衡点，所以出现了种种问题。根据经济学家盛洪的研究，北京之所以“过大”有两个原因 （一）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引发大量寻租活动 近十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份额在48.7%左右，而中央政府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份额仅为16.6%。2015年，中央政府收支差额约为43725亿元，这一巨额财富主要通过中央政府向地区进行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是常规的因而也比较规范，而后者分配的具体规则并不确定，很大程度上要靠地方政府进京到中央政府各部门游说 除了财政收入之外，中央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常常是寻租的多发地 此外还有进入到某些行业的行政许可。由于有政府进入管制，这些被管制的行业就具有垄断性质，获得进入许可就获得了垄断利润。而行政许可审批的项目多达数百项，这些项目是各企业争取的重要目标 据不完全统计，“除54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尽管中央政府进行过限制和清理，但多数驻京办只是“转入地下”。“驻京办”本身就增加了大量人口，这些驻京办人员相当于长期旅客，他们的需求带来了北京的就业增加。如果一个常年游客能够创造一个直接就业机会的话，根据北京的旅游就业乘数，驻京办能直接间接地创造34万个就业机会 （二）北京市政府不仅动用北京自身的财政收入，而且动用全国的财政收入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物品的投资 北京的财政支出常年超过收入，有时多达20%。西安的人均财政支出为1.06万，北京则是3.05万元，约三倍于西安。试想，如果一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总是大于其收入，它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就更有可能是挪用了其他城市的资源，人均享受的城市设施也会更好，当然会吸引更多的居民 不仅是投资，而且公用事业或其他城市服务的日常服务，北京也占有了更多更好的资源，如教育和医疗 将各省市211学校数量比上本省市人口数量，比例最高的北京市为1.11所/百万人；最低的河南省为0.016所/百万人，北京是河南的69倍。虽然北京的211学校也录取其他省份的考生，但录取机会也是不同的，据统计，北京的考生往往拥有更多的重点大学录取机会 2014年人均拥有三级医院数量最多的是北京，每百万人有3.39家三级医院；最低的是重庆，每百万人拥有的三级医院数量为0.77，北京是重庆的4.4倍。按医疗机构床位数获得的政府财政补助最多的是北京，平均为205297元/床；财政补助最少的省是河南，为26291元/床。若按居民人均获得的财政补助，北京最高，人均10482元；河南最低，人均128元 很显然，“北京过大”不是人们非理性地涌入北京的结果，而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打破了资源在空间中配置的平衡，人们用行动纠正这种不平衡所致 中央和政府之所以设立雄安新区，一方面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另一方面就是要走一条与“大北京”发展截然不同的新路子，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发展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