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儿童及儿童道德(下).docVIP

伦理儿童及儿童道德(下) 　　在上期该主题的前半部分，我们讨论了社会伦理在儿童道德发展和教育中曾具有的/至今仍很强大的优先权和强制力。尤其是邀请读者进入到具体情境去审视既有伦理规则的合理性。也许大家慢慢体会出，即使只是扮演情境中道德主体的成人角色，就已在不同成人之间产生了足够多的伦理规则冲突，对错难辨（如有人会反对易妈妈的做法，认为她宠溺了孩子的情绪，回避问题，不讲准则；有人会反感轩姑姑的做法，说她道理太强硬，忽视孩子心理……有人会认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她们两的做法各有各的合理性。而且，实践观察表明，不少教育工作者常常在婆婆妈妈们面前表现出或现或隐的伦理判断优越感，这很有意思。所以，反思中我希望作为教师的朋友们能进一步问询自己：在这个情境中，我的道德立场是怎样的？区别于家长们的意见，教师作为专业工作者的专业性应该表现在哪里？ 很多早期的儿童发展理论家，包括弗洛伊德和皮亚杰，相信年幼的儿童把他们的好坏正误标准安全建立在“成人告诉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以及成人奖赏、惩罚什么”的基础上。不过，即使只是逻辑推理和实践经验观察，“社会化”与“内化”都并不足以解释儿童在伦理场域下的所有表现，甚至不能解释其主要部分。比如上述案例中易和?不约而同的“一愣”和“大哭”，以及整个过程中对自己道德判断的坚持和维护，彰显出了儿童在伦理场中的自主性。这种道德敏感性是与生俱来、内在发展的还是外部教化而成？越来越多的当代研究显示，即使非常小的孩子就开始用内部标准来评价行为。一些普遍的道德准则在婴儿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在2岁时，孩子们就开始应用自己的行为标准；对于帮助和伤害别人的行为，已建立起“直接的、直觉的、情感性的共情理解”，在3岁左右，儿童在善与恶进行基本的道德判断时就会考虑行为意图；到4岁时，多数儿童能理解对他人造成伤害是错误的，能区分道德违规和习俗违规，即使权威人物告诉他们相反的情况（Dunn，1987；Turiel，1996；Gopnik，2014）科尔伯格作为研究儿童道德发展的著名心理学家，循着杜威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路子，通过对儿童道德判断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自己孩子的日常观察，指出：“儿童有一种他自己的道德，在其中，儿童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考虑对和错的问题”，他甚至把儿童看成是“道德哲学家”，指的是“儿童能自发地形成他们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又形成有组织的思维形式”。而当道德发展责任从成人部分移至儿童自己身上时，儿童的道德解释和推理、道德情感、亲社会行为等主题日益被深入讨论。此中，以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理论（儿童道德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认知能力，具有阶段性）、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理论（儿童道德标准和亲社会能力建立在家庭、社区和文化之上）、吉利根的关怀理论（男性和女性的传统角色决定了男孩和女孩的道德教育和伦理边界，从而使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声音”，并在形成自我同一性时对关系有不同依赖）为主要代表，他们既遵循发展的一般阶段论，也充分考虑到道德发展的遗传基础、性别差异、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尤其是儿童道德判断和选择时的灵活性、儿童世界中诸多区别于成年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教养者关注儿童自身作为道德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合理性结构以及道德哲学上的意义。而且，不仅如此。美国当代哲学家、儿童哲学先锋人物马修斯搜集并分析了大量儿童案例后，进一步从哲学思辨和逻辑推理角度雄辩地证明了儿童的道德能力、伦理智慧和本有德性。在他看来，人类生活的自然图景就是常常面临的道德两难困境，而儿童会以他的直觉、困惑、质疑、想象、游戏等不同方式主动参与、并挑战着既有社会的伦理规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十几年来，人们结合神经科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较为系统地论证了儿童的道德世界。比如，“心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儿童心理学家高普尼克通过比较儿童与成人的意识发现，儿童自出生就开始逐步显现出的道德意识和判断能力、利他行为能力，特别是亲密的、情感性的共情能力，它们“赋予我们一种极具人性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进行道德改革……对于所有人类而言，孩子是真理、爱和人生意义的最大来源”（Gopnik，2014）。当代社会学研究从“童年社会学”（儿童是被纳入到结构性的既定社会中、被塑造的）向“儿童社会学”（儿童参与社会建构、是主动的形成性的）转向的根本原因（Prout，2014），也正是对“道德的儿童”彰显出的儿童本自具足的主体性 “过犹不及”，过于推崇伦理场域儿童的主体性则有可能陷入新一轮的浪漫化儿童观及其教育。事实上，“历史总是惊人的重复”。稍加审视就会发现，当代学者们和教育者们对儿童道德主体地位和能力的过高肯定，与古往今来仰视儿童、将儿童视为纯善至美化身、“儿童是成人之师”的伦理述求构成了极其有趣的对照。从根本上说，那些视“儿童长大成人的过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