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贾元春颁赐端午节礼用意.doc

再谈贾元春颁赐端午节礼用意 　　摘 要：贾元春端午节颁赐节礼，被许多红学家认定是为宝玉、宝钗指婚。我们认为，“指婚说”既不合封建宗法制度、贾府实际，也不符元春性情和其待人接物的处世风格。应是元春借节礼之名，对恃才傲物的林黛玉一次含蓄的训诫 关键词：贾元春 端午节 节礼 指婚 端午节元春颁赐节礼，宝钗与宝玉相同，黛玉则和其他姊妹一样，明显低了一个档次。这令宝玉很吃惊，直怀疑“别是传错了罢”{1}。也让黛玉很受伤，对节礼表现得异常冷淡 清人姚燮指出，“宝玉、宝钗，一样礼物，颁自椒房，只算敕赐为夫妇”{2}。姚燮的“指婚说”得到了后来许多红学家的认同。作家、知名红学家刘心武也认为，黛玉是姑表妹，宝钗是姨表妹，如无特殊前提，“贾元春那样给宝玉、宝钗颁赐节礼，明显有指婚的意思”{3}。与姚燮相比，虽然刘心武语气委婉，留有余地，但其赞同“指婚说”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 我们认为，这样解读贾元春端午节颁赐节礼的用意，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主观臆断，没有很强的说服力，缺乏必要的依据 关于“指婚说”，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元春有没有指婚的资格，她的指婚具不具备合法性、权威性？答案是肯定的。元春身为皇妃，地位尊贵，代表着皇家至高无上的权威，她不仅可以指婚，而且由她指婚，无疑让贾府更体面，是对宝玉、宝钗二人的恩宠。实际上，刘心武们之所以认定贾元春指婚，大抵也是冲着元春的皇家背景立论的。因为只有做了皇妃的元春才有资格做到，将宝玉、宝钗“敕赐为夫妇” 另一方面，元春虽有指婚的权力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她就会运用这个权力。本质上，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把它们合二为一，混为一谈，想当然地认定，元春既然有指婚的权力，那么她颁赐节礼的目的就一定是指婚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贵族青年的婚姻理应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约。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父母掌握着更多的话?Z权、决定权，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贾府虽是一个行将没落的大家族，尽管子孙不肖，荒唐事不断，经济崩溃，“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但从书中看，不管是拜年贺节，还是庆寿理丧，对宗法制度、封建礼仪大体还是维护的 以迎春为例，尽管所嫁非人，因是其父贾赦择为东床娇婿，贾政、王夫人多次劝阻，却无济于事，不能改变婚约。贾母心中亦不大愿意，“但想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亲父主张，何必出头多事，因此只说知道了三字，余不多及”{4}。作为贾赦的母亲、贾府实际的掌权者，贾母有权、也有资格过问孙女迎春的婚事。她不愿“出头多事”，当然是因为她与贾赦母子关系冷淡，更重要的是，“他亲父主张”，她不能违背社会习俗、封建宗法制度，剥夺儿子行使父亲的权力，所以她虽然不满意这桩婚事，却也不好多言，只能听之任之 就元春而言，她虽为皇妃，口含天宪，毕竟是贾母的孙女、贾政夫妇的女儿，在祖母健在、父母双全的情况下，不经长辈允可，径自为弟弟宝玉指婚，她置自己的父母于何地？置自己的祖母于何地？ 从元春的性情、待人接物的风格看，她会做出这种有违礼仪、无视长辈的事体来吗？ 元春省亲，是《红楼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元春的正面亮相，也是她性格特征的一次集中展现 她内敛低调，不喜张扬。虽然贾府以她为荣，将她的省亲视为“泼天大的喜事”{5}。为迎接她的到来，花钱似水、极尽奢靡。但元春本人对此并不以为然。她丝毫没有衣锦还乡的骄矜之色，更没有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因为对皇宫，她有着清醒的认识，那是“不得见人的去处”。她把省亲看作是暂离牢笼、与家人一次难得的相聚。“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6} 她敬重长辈，谨守礼仪。尽管“皇家规矩，违错不得的”，但一至贾母正室，便“欲行家礼”。当贾政以臣子身份觐见，她虽然不免真情流露，“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7}，但恪于礼仪、规矩，她仍然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劝勉父亲“以国事为重” 她虑事周详，善解人意，不轻慢冷落家中的任何亲戚。省亲时，她特意请客居其家的薛姨妈、宝钗黛玉相见“各叙阔别” 她宽厚仁慈，体恤下人。当主事的贾蔷命龄官演《游园》《惊梦》两出戏时，龄官执意不从，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贾蔷拗不过，只得依了。元春不以为忤，命：“莫难为了这女孩子。” 以元春的明达事理，循规蹈矩，思虑周全，言行得体，我们很难想象，她会倚权仗势，自作主张，自行其是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指婚说”既不合封建宗法制度、贾府实际，也不符元春性情和其待人接物的处世风格 元春当然可以指婚，但其指婚应该是有前提的：要么是贾府出面，请她指婚，以显门楣、以示荣耀；要么她认可宝玉、宝钗的“金玉良缘”，有心玉成两人的婚事，在征询过父母的意见，特别是爱宝玉如珍宝的贾府老祖宗贾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