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和谐发展指数 -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doc

走向和谐社会 ——中国城市和谐发展指数研究报告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21世纪中国走向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城市、载体是城市、标志也是城市。因此，聚焦中国的城市、城市和谐发展，实质上是要为21世纪中国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奠定基础。 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城市和谐发展指数 2002年我们开始研究中国城市文明、中国文明城市的测评体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认识到，中国城市、中国社会要走向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迫切需要以“和谐发展”为导向，以“和谐发展”为指示，以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1、城市和谐发展是对我国城市化的历史认知与选择 关于城市和谐发展的认知与选择，我们是在反思我国城市化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大体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城市化发展的第一是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城市化水平长期低于20。该时期的城市政策主要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影响，片面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忽视城市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城市被定位为生产中心而非消费中心。发展战略以“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为主。该时期的城市化政策极为波动。以“赶英超美”为目标的大跃进时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大炼钢铁，导致城市化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造成“虚假城市化”(spurious urbanization)或“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现象。总体说来，我国城市化的第一波是以“反城市化”(anti-urbanization)为特征。有关学者也称之为“工业化时期的控制城市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 controlled urbanization）。城市化发展的第二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0年代末。改革开放将市场机制引入传统计划经济，使我国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农民们离开土地，进入乡村、小城镇一级的工厂从事生产劳动，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工业化模式以及“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无论是在以集体所有制企业蓬勃发展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下(1994)，还是在私营企业壮大的“温州模式”下(1992)，抑或是“外资驱动型”的“外向型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97)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都带来了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方针可概括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89年，全国共有大城市58个(其中特大城市30个)，中等城市117个，小城市275个，建制镇11873个。小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反之，大城市人口比重逐年下降进入1990年代，城市化水平持续增长。伴随着城市空间的迅速发展和重组，第三城市化(1990-2000)也随之到来。在这一时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资金积累、居民收入都经历了快速成长的过程。10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同时，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也为城市空间结构重组带来了新的契机。以此为契机，我国城市空间开始迅速发展和重组。旧城改造方兴未艾；新区建设日新月异；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中心商务区更是成为城市潮流。在城市扩张和内部空间重组双重作用下，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郊区化现象日益明显。传统上以单位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混杂的城市功能结构逐步瓦解，新的城市社区开始出现(1999)。经济社会的多元化使得城市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不再受行政体制的约束，为城市管治带来新的冲击。另一方面，城市空间重组也造成了城市无序蔓延、耕地流失等问题，并加剧了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200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年代以来，快速的城市现代化迅速改变了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成为郊区的对立面。汽车化使城市不断向四周无序蔓延，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传统的城市街道空间，正在摧毁历史城市的结构。汽车成为城市空间的主导，行人要战战兢兢气喘吁吁地小跑着过马路。以人为本变成以车为本。长此以往，我们的城市还将是美好的吗？这样的城市化真是我们的理想吗？从年初的《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到年末的《满城尽是加班族》，从《红楼梦》到《闪闪的红星》；从“中央一套”、“爱戴”牌安全套、“姚明”牌卫生巾到“国学辣妹”，进而在网络中产生“孔子与章子怡谁更能有效地代表中国文化”的讨论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从网上到网下，从娱乐影视到红色经典，如火如荼的恶搞现象大有营造一种新文化时尚，甚至派生“恶搞学”的趋势 第二，如何体现中国不同城市文明和谐的特色？这就要求我们对“指数体系”的研究与设计，既要具有普遍性、科学合理性，又要揭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