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村遗址与禹会涂山的思考.pdf

禹会村遗址与“禹会涂山”的思考 罗　琨 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是近年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为淮河流域史前文明的研究提供 了很多新知，发掘报告体现了科技方法全方位的支持，成就了多学科研究的成果[1] 。多 学科合作，这曾是前辈考古学家的“梦”，1983年尹达为《史前研究》创刊号作《衷心 的希望》，说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社会劳动实践在中华大地留下一部极其丰富、珍贵的“ 无字地书”，但是只有通过“史前考古学家的认真整理，经过各个有关学科的密切配 合，才能够逐步把真实的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翻译成可读的史书”，并且反复强调各个 有关学科的学者要密切配合，“从各个学科角度，深入探索下去，使祖国有文字以前的 社会历史的本来面貌再现于世。” 禹会村遗址是一处大型而单一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至少50万平方米，揭露出一 座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主体部分有一正南北方向、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白土覆盖 面。14C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2200年前后，发掘报告参证周边 遗址年代，提出禹会遗址龙山文化年代大致跨越距今4500～4000年，约略涵盖“大禹治 水”的时代。安徽蚌埠相传是禹会诸侯之地，可以得到传世文献的支持，因此，蚌埠是 否是“禹会诸侯”的脚踏地，引起不少关注，发掘报告也结合文献记载对遗址的性质及 在文明探源中的意义进行了分析，但仍可以从历史学、文献学角度再作一些补充。 一　神话与信史 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我国历史上的夏、商曾被认为是“传疑时代”，甲骨文的 发现不仅印证了《尚书》所谓殷人“有册有典”不是虚言，还印证了《史记 ·殷本纪》 商王世系，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不是神话，而是信史。而从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文化向上 追溯，找到了中商、早商，乃至先商文化，不仅从考古学上基本厘清了这一支古族的来 龙去脉，而且确认了夏代晚期都城及其文化——二里头文化，证实夏王朝的存在也是信 史，并为寻找早夏、先夏的历史奠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夏商王朝的存在是信史，不等于有关夏商的记载都是可信的史料，宋代金 石学著作中，已反复强调研究目的是“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 [2] [3] 误” 、“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故能“正讹谬 去取褒貶 ”，“订史氏之失”[4] 。1948年初，在南京北极阁举行的中研院纪念蔡元培学 作者：罗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方 向：中国古代史。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8号，100732。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6期 术讲演会上，考古学家李济作了《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的讲演，也强调上述吕大临 为古器物学制定的三个目标，均是现代古器物学家应该继续追求的[5] 。可见以传世文献 与出土文物互证，不断为构建信史提供真实可信的史料，是我们的史学传统。而文明探 源追索的尧舜禹时代只留下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不是信史，只是保存了真实历史的影 子，更须如徐旭生先生所说要考察相关记载的等次性，并“洗刷掉它那神话的外壳，找 出可信的历史核心”[6] 。 例如“尧舜禅让”是最著名的故事之一，“禅让”是对氏族制度下领袖人物产生办 法的概括，它的基本特点不在于继任者是否出于同一家族，而在于任何人都没有法定的 继承权，继任者要经过公众的推举或议事会的认可。它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严 峻的生存斗争要求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组织公共事务的才能和原始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 而随着氏族制度的衰落，禅让制也走到了尽头，尧舜禹时代，权力之争日趋激烈，但是 要改变长久以来流传的习惯法不是轻易的，也不可能没有斗争，只不过往往是打着维 护禅让制的旗号，也正因此，全盛时期氏族社会的“禅让”制度以“尧舜禅让”的“美 谈”流传下来[7] ，它保存了真实历史的内涵，却又有所缘饰，为了强调禅让制时代对领 袖人物的品格要求，以及推举条件不以社会地位为转移，给舜安排一个父顽、母嚣、弟 傲，且世代“微为庶人”的身世 [8] 。 实际上舜属于一煊赫的古族，有谱系流传下来，在古史传说中不仅“虞夏商周”往 往并提，虞舜先世虞幕也曾与夏、商、周三族的男性名祖夏禹、商契、周弃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