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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入 文艺理论家给小说的定义：“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的故事。” 英国间谍小说作家勒卡雷说过：“‘一个猫坐在草垫子上头’，这不是个故事。‘一个帽坐在一头狗的垫子上’，这里头就有故事了。”小说家要行使自己的创造权，就必须不受所谓客观事实的禁忌，艺术真实的使命可以暂不理会现实的法则，因为说谎是小说家的特权。 作家对待虚构有三种态度： （1）煞有介事，写得像实有其事，尽管内容是荒诞不经的——以博尔赫斯为代表。 （2）愿意老实承认自己的小说就是虚构，是自己脑子里的产物——以塞万提斯为代表。 （3）既不说自己的小说是真实的，也不说自己的小说是虚构的，完全是一副信不信由你的态度——以卡夫卡为代表。 二、体会“虚构”对小说表达的重要性。 （一）讨论：切入点（中心问题）——设想《骑桶者》里的主人公是拎着木桶，而不是骑着木桶去讨煤，小说将会有怎样不同的主旨和艺术效果？ 拎着木桶走着去的，现实主义的写法；骑着木桶飞着去的，虚构的写法。（通过这两种写法所产生的主旨和艺术效果的不同，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虚构”对于小说表达的重要性。） 1、‘“拎着木桶”与“骑着木桶”去讨煤’，二者体现的主旨有什么不同？ 1、“我”为什么选择“骑着木桶”去讨煤？从而表现了“我”怎样的性格特点？ “我”选择飞翔这种方式是因为“我”害怕失败，所以“我”飞着去，并且随时准备撤走。而且“我”的要求是最卑微的——“一铲最次的煤也行”“如果你们给我两铲，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我”战战兢兢，自怨自艾，面对一个强大的外部世界全然无力。 正像卡夫卡小说中惯常的主人公，是个猥琐的小人物。 2、老板和老板娘究竟有没有听到“我”的乞求声？（开放性问题） （1）听到了，当作没有听到,被拒绝，被“扇走” ——缺乏同情心,人生的凄凉。 （2）没有听到，文中三次强调没有听到，“外面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 也就是“我”与老板（娘）没有真正接触。所以这是一次借煤的失败，也是一次交流的失败。 交流的不成功是否有可能是因为交流的方式有问题？ 而交流方式的不恰当难道不正是交流者自身的性格弱点导致的吗？借煤的失败不是正面交涉的失败，而是因为借煤者选择了飞翔的方式，而如果煤店老板并没有确切地看到你，听到你，他们没有借煤难道有什么值得责怪吗？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借煤”看做发生在作者想像里的一件事，这件事强调的不是煤店老板（娘）的狠心，而是借煤者对世界的畏惧。 所以这篇小说延续了卡夫卡小说的一贯主题：人与世界的不通融性。 3、‘“拎着木桶”与“骑着木桶”去讨煤’，二者的主旨和艺术效果什么不同？ 如果作者用一种沉重的笔触写主人公拎着煤桶去借煤，被拒绝，作品可能会是惯常看见的“控诉型”小说：主人公是值得怜悯的，煤店老板（娘）是值得谴责的，作者和读者的态度都是同情主人公的，这样的作品内涵和指向就比较单一（内涵单一）（气氛会偏沉重） 而现在这样用“轻”来处理“重”则使每一方都有两个或更多的层面（层次丰富）（带有一点冷幽默的感觉）：主人公的处境是悲惨的，但他同时又是自嘲的，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他畏缩、自卑、惶恐，是一个立体的人（形象立体） （若拎着木桶，那形象就比较类型化了） 煤店老板娘是否值得谴责也变得不确定了，因为她是否真的听到了借煤者的吁求是不确定的：飞翔的方式避免了她和借煤者的正面接触（想像自由）（若拎着木桶，读者的想像空间会缩小）；作者的叙述表面上是冷静的，甚至是冷嘲的，但内里却有深切的同情，而且，他的表达目的不再限于具体事件，而是凸现了爱与沟通的匮乏，以及一种心灵的饥饿；读者不是被一味的沉重压住，而是体味到一种“含泪的笑 关注到主人公自身的惶恐，甚至可以上升到“人与人无法沟通”的层面。 ”（主旨更深刻，立意更有价值） （二）为什么说《骑木桶者》是一个真实的谎言？ 1、作者在小说中“说谎”（虚构）了吗？请在文本中找到依据？ （“说谎”：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是指艺术上的编织与编造——编织、编造已有的世界，还编织、编造一个不存在的世界。） （1）“我怎么去法必将决定此行的结果；我因此骑着煤桶前去。” （2）“它太轻了；一条妇女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起来。” （3）“就这样，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 …… 总体上说是荒诞的、夸张变形的。 2、你觉得这个谎言真实吗？请从文本中找到非常现实主义（真实）的生活细节、场景细节、心理活动。 （1）用第一人称叙述，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性。 （2）把虚构自然地嵌入现实之中。 主人公对幻想与真实边际的跨越是直截了当 不容分说的。木桶说腾空就腾空，一点准备也不给读者，就像《变形记》“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主人公变成甲虫，都是顷刻间的事。它让读者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