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没有文化巨人”.PPT

二十世纪起步的是与非──以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为中心 白先勇《世纪末文化观察》： “二十世纪中国没有文化巨人”。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丧权辱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认为非打倒传统的文化不可。但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恐怕可以得出一些结论：这些路，走了一个世纪，是不是走错了？” 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甲午战败、变法夭折、八国联军肆虐之后…… 如何救亡？如何强国？ 鸦片战争时，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热衷于 “坚船利炮”，“开矿办厂”，科学、技术、实业救国。 甲午战争后，开始从政体、思想、文化等角度，全方位地参照西方文明，寻求救国图强的出路。 梁启超《变法通议》：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所敢言矣！ 要变，必须“破”字当头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谬误之理想，摧陷而廓清，以变其脑质，……” 他这里所说的“理想”，就是指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传统与习惯势力。 集中抨击了封建专制政体和儒学 “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为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也”。 批判儒学之锋芒所及，诸如“仁政”、“中庸”、“礼乐”、“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克己复礼”、“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犯而不校”、“以德报怨”、“温良恭俭让”，都成了他扫荡的对象。 “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 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给康有为信） 传统：“误而当改者”与“善而可宝者” 《新民说·释新民之义》：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 “淬厉其所本有” 即是将之所以能独立于世界之林的国民的独特精神，“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濬之，厚其本源，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 “采补其本所无” 他在当时有意识地、大量地、广泛地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沙、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康德等西方的社会文化学说，鼓吹自由精神、国家思想，提倡“爱群爱国爱理”，以及宣扬公德、合群、民气、尚武、冒险、进取、自尊、权利等等，成为当时宣传西方文明的最活跃的分子。 “如果年轻的学生想了解古代与近代欧洲的情况，那么《新民丛报》就为他提供了详细的书目。”（[美]勒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胡适《四十自述》：“《新民报》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思想。” 批传统、输新学，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办报章杂志 陈炽《庸言·报馆》：“国之利器”。 梁启超《致汪穰卿书》（1895.5）：“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敬告我同业诸君》 ：“报馆者，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也。” 新的文字需要新的形式 湖南时务学堂《堂约》（1897）： 六曰学文，传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务工也。温公曰：“一自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苟学无心得，欲以文传，亦足差也。 新的时势、新的传媒，逼着中国的散文出现一种具有鲜明政治性、广泛普及性、传播及时性的崭新的文体，“变亦变，不变亦变”，乃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 二“文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文界革命”口号的提出 1899年12月29日《夏威夷游记》（又名《汗漫录》）中谈及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的著作时说： 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苏峰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