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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与文明》读书报告 《疯癫与文明》作为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之作，在本书中，福柯以一种历史分析的视角，阐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理性和疯癫被赋予的不同定义和人们对于疯癫的体验及处理方法的发展变化，这同时是一部理性与非理性由相互对话到相互疏离、决裂，以至最后理性的文明控制了非理性的疯癫的发展变化史。 福柯对疯癫与文明的关系论述始于疯癫还未与理性决裂的中世纪。在中世纪，西方麻风病盛行，被视为人类最大的威胁，大量麻风病院建立。随着十字军东征，麻风病人在西方社会消失了，但“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人存留的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这种形象必须首先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里，然后才能加以排斥。”麻风病院作为一种结构保留下来，与此相关的一些习俗也被保留了下来。于是我们看到“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疯病人的角色。”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排斥和遗弃的方式在想象的图景下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愚人船”，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处理疯人的方式——流放。疯人通过“愚人船”被净化和放逐。这一时期人们对疯癫的定位是“疯人远行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版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疯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人们对疯癫的态是暧昧的，疯癫既是威胁，又是嘲弄对象。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它们对于疯癫（愚蠢）的鞭笞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批判方式，同时又“在理性和真理的心脏活动着”。这一时期疯癫与理性并未完全分裂，“它（疯癫）是理性的流动。” 但是到了古典时期，疯癫变成了一种需要用禁闭所来对付的完全的破坏力量和威胁，道德开始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开始排斥与压制疯癫。“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疯癫成为了理性研究的对象。疯癫被完全排除在理性之外，而划归于非理性一类。疯子与其他所有具有非理性特征的人一道，被关进了具有半司法性质，非独立的行政性质，以禁闭为特征的“总医院”。大量的禁闭所、教养院建立起来，他们禁闭的对象除了疯子还有游手好闲者、流浪的乞丐和穷人。禁闭的目的是为了给他们提供工作以迫使他们进行劳作。“禁闭这种大规模的、贯穿十八世纪欧洲的现象，是一种‘治安’手段”。这种行动通过政府强制力保证实施，带着“对待贫困和救助责任的新感情、对待事业和游手好闲等经济问题的新态度”，经济和道德的双重要求，使这种禁闭成为必要的、绝对的劳动要求。这种要求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的，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劳动有一种赎罪的力量，在劳动中罪恶得以消减，道德得以升华。禁闭所不仅仅是一个强制性的劳动机构，它还是一个道德机构，通过劳动来实施道德训诫改造，使被禁闭者“劳动自救”。在这一时期，疯癫与理性之间形成了明确的界限，“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这样，疯癫就被从想像的自由王国中强行拖出……它就被关押起来。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十九世纪，随着精神病医学的创立，疯癫被视为精神病，在精神病院（疯人院）里接受治疗。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它代表未成年者，而以医生为代表的理性则对疯人维持着一个代表统治与榜样的成年人形象。在疯人院里，医生借用科学的面具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角色，采取各种措施来使疯癫者重回到理性秩序的轨道。这些措施包括了道德疗法和物理疗法。在“道德审判”中，运用理性对疯癫的谴责和制裁使疯人彻底醒悟。在物理疗法中，通过强烈的刺激清醒疯人意识，使其重归理性秩序。随着作为一种医疗机构的疯人院的出现，非理性的存在不再表现出来，它们只能在现代艺术中出现。“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控制，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恢复理性再把非理性交给理性的任务。 帕斯卡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福柯要“写一部有关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疯癫本就是那些自称为“非疯癫”的“理性人”建构出来的，在疯癫与理性的抗争中，疯癫处于被压制统治的状态，所以“疯癫”与“不疯癫”本是共同存在的，若“疯癫”也便无“不疯癫”，我们缺乏判断的标准和依据，在现实中生活中无法区别“疯癫”与“不疯癫”。现实生活中自以为行为举止都正常的人，也只不过像那些“自以为是”的疯癫者一样，属于另一种的疯癫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