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行为心理.ppt

但是，这一“以动物受到危险时”的本能为依据的习性，很可能被人的社会化过程和学习行为所修改，并随不同情境而发生质的变化。 比如，现代人，尤其是年青人，在商业街、商场、博览会、公园等情境中，为了寻求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信息，往往更偏爱“不走回头路”。 即使不明确要去的目的地，仍不大可能沿原路返回，因为现代人控制环境的手段更多，能力更强，而现代物质社会环境又提供了更多的定向和定位的辅助手段。因此，“识途性”这一行为习性更多地表现在灾变事件等特殊情境之中。 在现实中，越是维护良好的环境越是为人们所爱护，这就是“红地毯”效应：没有人敢往美观整洁的红地毯上吐些什么；反之，越是受到污损的环境越易为人们所污损，可称为“垃圾桶”效应：在垃圾桶周围总是倒有很多垃圾。 而且，如果在“此处禁倒垃圾”的牌子下堆着一堆垃圾，在“禁止践踏草地”的牌子旁草地便遭蹂躏，那就等于提示“此处管理和维护实际极差”——对行为后果的默认就是对这类劣行的鼓励，可以预见，在这类情境中环境将继续受到更大的污损或破坏。 即使带有一定普通性的行为习性也要具体情境具体分析。 在山坡上，人的步行轨迹通常呈现为“之”字形路线，这是山坡环境的“提供”与人的生态知觉结合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如果在山坡上也机械地照搬“抄近路”，设置笔直的通天坡道，反倒有违常理，显然只适合烈士陵园等特殊环境。 高速干道的线形通常带有一定程度的弯曲，如果“抄近路”将弯道统统裁直，反会使驾车者容易走神和疲劳，以至引发更多的交通事故。 (二)群体差异 同一行为习性在不同群体中存在明显差异。 例如，“看人也为人所看”在中青年群体中表现最为典型；老年人更多地主动“看人” 并不重视和顾忌“为人所看”。学前儿童往往更主动地“为人所看”，甚至在客人或家长面前主动表现自己。 人们可能普通认同“抄近路”现象，但实际上这一习性对中青年群体才具有典型意义；老年人往往只走自己走熟了的近路，不熟悉的路再近也不会贸然去走，离家越远或路程越长越不敢去走；学龄儿童是否偏爱“抄近路”，要视情境而定。观察表明，游戏或放学时，儿童多半偏爱迂回的、具有丰富和复杂刺激的行进路线，边走边玩边说边闹边探索。 另一方面,不同群体常常具有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性。 尚未完成社会化过程的儿童尤其是学前儿童，往往更多地运用敏锐的多种感觉以及生态知觉，表现出好摸好动好探索以及偏爱小空间等独特习性。 老年人为了弥补信息不足，偏爱扎堆、看街和聊天，以充实生活，“在家门口晒太阳、做家务的老年人”和“在公共绿地扎堆、围圈并排排坐的老年人”成为城镇的世俗风景之一。 对其他特定群体的行为习性，目前还观察和研究得不多，已经注意到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出行时，具有独特的小团体行为，在占座、挤车、排队和行进方式方面表现最为明显。 (三)文化和亚文化差异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人类学家霍尔早年曾是联合国工作人员，长期在许多国家工作，这使他有可能考察若干行为习性的文化差异。其专著《隐藏的维度》和《无声的语言》一直被列入环境心理学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中，并被美国一些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列为研究生的必读文献。 霍尔注意到，他的一位德国助手无法在外部空间中拍摄过往行人。这位助手认为，按照德国的习惯，不应该在公共距离范围之内注视他人，因为这是一种侵扰行为。因此，在德国的公共场所，未经允许进行拍摄，可能会导致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冲突。他从这类细微的行为习性着手，考察了不同文化的空间使用方式。 与美国人的“建筑空间应该共享”的观念不同，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空间看作是自身的扩张，认为建筑分隔是保护自身的手段。 霍尔观察到，二战后期，盟军的战俘营中，德国战俘尽管4人一间，但仍然用一切可找到的材料构筑自己的小隔间。令美国人不解：为什么不集中宝贵的材料去创造一个更大、更有效的共享空间。 德国建筑的门既隔声又坚固，无论公建还是私宅，通常都设有两道厚重的大门。与美国人祟尚“门户开放”不同，德国人认为，只有关上门才能维护封闭空间的完整性，为人们提供保护和安全。 因此，在德国人看来，美国建筑的门是美国人生活的写照：它们质次价廉，缺少德国门的质感，关闭后既不隔声又不坚固，关门时连锁的卡塔声也模糊难辩，似有若无…… 霍尔也曾长期在中亚工作，他对阿拉伯行为习性的描述也同样令人感到兴趣。 阿拉伯人历史上过着长年的游牧聚居生活，爱好人际之间的相互涉及，而不喜欢离群索居。他们不介意人群的拥挤，却对建筑的拥挤十分敏感，并把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