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3——隐逸文化.ppt

第二节 隐逸文化及其影响 隐逸现象的产生，是文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体现，它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处世方法的一种态度，是中国文明史上贯穿始终的一个文化现象。 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隐士出现，而关于隐逸的思想，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即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观念，和以庄子思想为代表的道家观念。 一、隐逸思想 道家之隐逸——基于自由原则 儒家之隐逸——基于正义原则 佛教之隐逸——基于宗教原则 儒道思想中所蕴涵的隐逸因素直接促成了后世隐逸思想的形成，在佛教趋于中国化的过程中，其天然的出世态度，以及心性理论的发展，也对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思想发生了综合作用。三者共同构成中国的隐逸思想。 道家思想主张顺应自然，要求个人摈弃一切外在的诱惑，本着“虚以待物”的原则，通过“心斋”“坐忘”的方式，达到齐物我、泯生死、逍遥游的境界。（逍遥游、齐物论等） 心斋：指屏除杂念，使心境虚静纯一。 坐忘：就是物我两忘、与道合一的精神境界。 在某种意义上，道家思想为后世士人提供了安顿心灵的场所。 《论语·泰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孔孟强调的“道”，是儒家伦理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的体现。其大致包含了由礼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秩序，及由仁所派生的仁政王道思想。 由此可见，作为士人处世态度的两方面——出世与入世，无论儒道，皆为内在有机的整体。儒家之“出”，是为了更好地“入”；而道家也非一味地逃避社会，而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提出“材与不材”、“无用之用”、“安时处顺”等观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与社会动荡等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儒道隐逸思想在东汉时期出现了合流的迹象。详见《后汉书·逸民列传》、《魏书·逸士传》等。 二、隐逸方式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所谓隐士，因与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易引起统治者的猜忌。 韩非子以“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为名，诛杀隐士狂矞、华士，并厉言：“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 钟会以“清洁王道”为名诛杀嵇康； 武则天对付武攸绪，采用监视的办法：“安平王武攸绪……求弃官隐于嵩山之阳。太后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 唐玄宗对付卢鸿一，则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卢氏不得不还朝依顺。 《宋史·陈抟传》载：“（周世宗）命华州送（抟）至阙下。留止禁中月馀……既知其无他术，放还所止，诏本州长吏岁时存问。” 白居易《中隐》诗：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牢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出世与入世，隐居与做官，从道与从时，向来是困扰古代文人人生抉择的矛盾体，是他们烦恼和痛苦的根源所在。 至中唐始，中隐渐成为古代士大夫处世方式的最佳选择，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士人所应承担的“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而蜕化为文人解决生计和明哲保身的现实策略。 三、隐逸文化的影响 隐逸文化，既包括主体因素，即隐士与羡隐之士，又包括由这些主体所创造的与隐逸相关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 其积极影响表现为： 首先，丰富了审美文化的内涵。 从隐逸文化发展的客观现实出发，我们可以将隐逸区分为“隐”和“逸”两种境界：隐是初级境界，逸是高级境界；隐是技术操作境界，或称为“术”的境界，逸是艺术审美境界，或称为“道”的境界。 “逸”，通俗地讲，就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拘常规、不限法度、自然自在的审美形态。“逸”甚至成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像逸气、逸趣、逸品、飘逸、逸格、超逸等，都是从“逸”中派生出来的。“逸”的含义，也从最初的兔子善跑，引申到人之善逃，最终被抽象概括成反映人格精神的超凡脱俗，实现了质的飞跃。 其次，促进了个体意识自觉的历史进程。 个体意识觉醒，首先要求个体具备最大限度的自由，要有相当的自我独立性。在这方面，隐士比起一般的文士来，更具有自由的空间。 同时，个体意识的自觉，促使文人的审美心理开始向虚静、平淡转化。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 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以自觉观照中沉思冥想为特征的创作构思，以自我感受为主追溯领悟艺术品中的哲理、情感和欣赏方式及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三合一的艺术思维习惯，这种心理性格——审美情趣——艺术思维的结合，使中国士大夫文学艺术形成了与其他民族、其他阶层的文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