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共服务及收入分配调节(上).doc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共服务及收入分配调节(上) 　　　中国在从计划向市场的体制转轨进程中，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出现了对于经济增长成果分享不均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问题，日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发展的难点。公共服务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囿于改革开放前期的战略选择和财力水平，快速增长的经济并不能很好地兼顾这个方面。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国力水平的提升，公共部门尤其是公共服务的作用正在被重新定义，并在开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中被寄予厚望。 　　中国在取得较高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改革之初牺牲的资源分配均等化的代价正在逐渐显现，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城乡之间在收入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公共服务上的差距日益明显。有分析显示，中国.2004年的名义城乡收入差距为3.2:1，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镇居民的收入约是农村居民收入的5-6倍，公共服务在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的影响高达30%～40%。这种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政府责任及其公共服务职能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确了财政通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支持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这也意味着对以往改革的争论和反思上升到了政策层面。 　　公共服务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行为，主要包括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领域。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是公共财政理念的重要体现，对于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平衡问题如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是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效机制。近些年来，政府大幅增加了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但是由于前期发展战略的影响，仍有大量财政支出用于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另外，财税体制本身存在的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也影响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本文以公共服务有益于减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为理论框架，从宏观层面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提供与收入分配调节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 　　从人力资本投资、职业选择和工资角度理解收入不平等扩大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演化理论研究的热点，但是，大部分关于收入分配格局演化的研究集中于微观层面上经济个体初始财富和投资偏好等的不同，忽略了宏观层面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影响。实际上，通过提供像教育、医疗等重要的公共服务相对而言更能突破低收人群体由于较低的初始财富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职业选择、工资、技术水平不良状态的瓶颈，并最终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关于如何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研究很多，例如，200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集中讨论了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管理，强调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效果的重要性，为公共服务的供给或者政府如何提供公共服务贡献了新的观点；Somik V. Lall(2006)关注了公共服务需求方面的研究。对于公共服务影响的研究过去大多集中在研究税收(被认为是政府提供的主要公共服务)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随着对公共服务研究的日益完善和更多关注，以及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越来越确定，试图考虑整个政府预算来更好地衡量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以说明公共服务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虑及公共服务在不同产业和产品要素上的微分动力效应的研究在逐渐深入(Ronald C. Fisher，1997)。真实了解公共服务的影响，尤其是通过论证公共服务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对于在财力约束下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更能明确公共服务结构优化的方向，充分发挥公共服务为宏观经济目标服务的作用。 　　公共服务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公共服务具有改变初始财富量的再分配的用途：(1)公共服务提供的公共品具有“以货代款”(in-hand)效用。个人的长期收入不只包括税后现金收入，还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的“以货代款”收益。Roll和Audun(2003)运用挪威经验数据，发现老年人和有孩子的家庭由于接受了大量的市政“以货代款”收益，而位于长期收入分配格局的中间部分，表明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长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2)提供对于特定人群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能够更好的满足公共需求，尤其是低收入人群。Somik V. Lall(2006)分析了印度普纳在住房上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家庭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匹配关系，用hedonic方法对公共服务的私人回报进行了分析，进一步讨论了公共服务的价值和为谁服务问题，认为在财政压力下，政府应该区分公共服务提供的优先次序。如果政府优化安排更适合穷人需求的服务，公共服务对于穷人的价值则要高于相对富裕的家庭，从而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3)公共服务有利于经济发展或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