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经济史比较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探究范式上创新.doc

中西经济史比较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探究范式上创新 　 中西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海内外学者为之如痴如醉重大课题。被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School）的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再次带给国际学坛的震撼。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1];，都以其全新的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多获得美术奖项[2];。以上述学者为代表，构成了迅速崛起的“加州学派”[3];，该学派因其代表人物集中于美国加州而得名，其实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更重学术理念;。加州学派以一批活跃的少壮派社会经济史学者为主，他们研究领域相互交叉渗透，彼此交游密切，不断切磋论辩，相互呼应，已经在史学界形成强大冲击波。 大致简单说来，加州学派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学术理论与方法。第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第三，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第三，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本文结合加州学派及相关学者的成果，评述其主要观点与创新，并探讨研究范式方面的突破。 一、大分流 李中清与王丰、王国斌、弗兰克的新著都已有中译本出版，在国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黄宗智的著作[5];在中国流传更早，本文不作专门评论。彭慕兰新著中译本尚未付梓，本文作一简单评述，并介绍围绕该书的学术争论。 与王国斌、李伯重一样，彭慕兰也主张18世纪以前江南与英国之间的经济成长方式大体类似，同属于“斯密型成长”模式，他还认为中国岭南、日本、印度、东南亚也不例外。彭氏极具原创性的观点是，整个18世纪传统世界各核心区都相对面临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地区性短缺，中国与日本的核心区生态并不比西欧糟糕，唯欧洲因海外殖民地与新能源的开发而成功地避免了本土的生态制约与马尔萨斯制约，中国内地与其他亚洲外围区则不能。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着既往道路继续走下去。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并反思这些区域间联系的意义，他强调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论调显然受到弗兰克的启发：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化进程与中西分异，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广为探讨。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前欧洲经济迅速变化发展，而停滞衰退，两地经济成长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彭氏则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欧洲相对中国的差异论与优越论，认为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与工业发展、要素等方面中西颇多相似之处，直至1750年欧洲至少并不比中国先进，实际上中国江南还要更发达一些，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方面欧洲也并不比中国更有效率。两相对照，工业革命前的中国与西欧，既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不存在经济成长模式的优劣，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成长模式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 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西经济发展的分异？这意味着中西比较必须加以重新审视，不仅从观点上，而且从研究范式上。为了便于深化比较研究，他聚焦于江南与英格兰。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英国模式在经济发展道路与社会形态的演进必然导向工业革命，具有普遍性，但欧洲经济史的必威体育精装版研究成果却论证了工业革命并非英国传统经济演进的必然结果。而荷兰模式、江南模式在早期工业化中更具典型性，英国道路实际上具有特殊性。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以及欧洲最具可比性。 江南与英格兰的经济成长方式，同属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实现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优势和利益，市场扩大，经济成长的空间越大。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动的专业化与分工的扩大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根本性因素，庞大的殖民地市场是其强大刺激。在此之上又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市场不发达，缺乏英国一样的海外市场。李伯重有力挑战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6];，它为全国经济中心江南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即使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英国也不能与之媲美，如此，江南与英国的市场差异说也就不攻自破，因为，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地市场，还是江南所依托的外部市场，在本质上都没有任何区别。不仅如此，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江南所拥有的海外市场也相当广阔。 彭氏认为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是传统观点所揭示的为英国提供了工业品市场，而且单就市场本身而言，中国的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生产要素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