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假设：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比较.doc

人性假设：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比较 　　 摘 要：人性问题是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概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观点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管理学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区别。认为，传统经济学关于人性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则重新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更接近现实的研究，而管理学则由于其核心问题——对人的管理，因此，其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构成了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8226;斯密，认为亚当#8226;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8226;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8226;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8226;斯密，但亚当#8226;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8226;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8226;斯图亚特#8226;穆勒，经过大卫#8226;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赤裸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8226;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