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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传统经济理论中几点困惑反思——基于老子道学思想解析 　【内容提要】西方学存在无法割裂的中国渊源[1]，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在今天带给我们的许多困惑都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思想源流中去寻求解释。当今，一边是经济总量的急剧增长，另一边是自然资源的日渐枯竭和生态的显著退变；一边是人类物质生活的明显富足，另一边是人类精神上的压抑和情感上的空虚。而站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高度创立了意蕴丰厚的学说，其包含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人本主义经济思想既是对上述矛盾的一种解读，更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的必要借鉴。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 【关;键;词】西方传统经济理论/道学思想/道法自然/天地境界 【正;文】 今天，伴随人类文明的延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人类物质财富总量的急剧增长，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传统西方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减少，相反，同一次次经济危机相伴而生的是经济学所遭遇的理论“危机”（注：罗宾逊夫人认为，她一生经历了两次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第二次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参见注解[2]。）[2]，以及“危机”过后并无多大实质性改进的理论“革命”或“综合”[3]。 ; 一、西方传统经济理论谜点 ; 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困惑(puzzle)根源于它的路径。西方经济学以“稀缺性”(scarcity)作为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注：据认为，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参见注解[4](P59)。）[4]，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无不是也理应是为了弥合有限资源同无限欲望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所谓“稀缺性”概念的实质。其次，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名的“经济人”假定，包括“理性人遵循最小化原理行事”的“效率原则”和“理性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原则”两层含义，而“拥有完全信息和具备完全理性”是该项假定的核心。由此，传统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根本途径在于鼓励经济人按照“利己以利他”的原则活动—既然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就应当加紧索取和利用。如此一来，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今天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同保护生态之间的尖锐矛盾，本应平衡和谐的天人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被显著打破而嬗变为一种天人对抗或人地冲突。而且，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掠夺性的资源大开发所带来的“吃不完”的问题似乎比从前的“吃不饱”更为棘手，这种由“稀缺性”假设出发到“过剩性”矛盾结束的状况同样使众多的学者感到迷惑。因此，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可以说是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这一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传统西方经济学在完全偏好假定下所作出的回答—个体效用最大化—也越来越与客观现实相矛盾。“效用”(utility)一词被定义为“物对于人的有用性”，它内在地包含了物质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一价值取向，作为测量人们满足程度的数量指标，其曝露无疑的“精确化”数理倾向本身就是对经济学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一种背离[5](P50)。为什么在物质生活最贫乏的年代出了雷锋这样的时代英雄？为什么今天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后形形色色的精神疾患却反而层出不穷？为什么今天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自杀率往往也是最高的？这些问题显然都是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经济学仅凭效用理论所不能阐释和解答的谜点。“吃得苦中苦，争做人上人”的“雄心壮志”从长期来看不能不说已构成对现代人的一种精神折磨。此外，基于传统西方经济学而搭建起来的现代经济理论中尚存悬疑的谜题也有很多，比如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到底谁更接近于所谓的帕累托效率便为一例，这二者之间的分歧虽历经几个世纪现在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到凯恩斯主张的相机而动的积极干预政策，再到新自由主义者的完全放任自流的观点，在不同的时期和经济背景下各派学说总会轮流拥有一批自己的信徒和随从，但“现实的市场经济”同“理想的市场经济”之间似乎始终横亘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6]，以至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无效率、社会不公平成为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的市场失灵的三大表征（加尔布雷思，1977）。[7](P15) 在某些欧洲中心主义者那里，“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是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形成的”（哈耶克，《不幸的观念》）[8](P29)，因而（包括国内的）许多学者都主张前述的经济理论谜点仍然应该从西方的经济理论范式中去寻求解释，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