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转轨、国家及银行制度变迁：两个视角.doc

渐进转轨、国家及银行制度变迁：两个视角 　　　一、国家与银行制度变迁：一个长期视角 　　 　　中国银行业改革一直以其艰巨性和特殊性而引人注目。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以及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银行业改革愈加凸显出急迫性和重要性。就本质而言，中国银行业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即以较高效率的银行制度安排对较低效率银行制度安排的一种替代。 　　从总体上看，研究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文献中显然有些是包含着真知灼见的，并且一些独到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就笔者所涉猎的文献而言，立足长期历史演进视角者寡，而关注短期迹象和政策者众。其中，张杰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和突破。 　　实际上，任何一项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它必然是前一次制度变迁的终点和下一次制度变迁的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中国银行业改革必须选择一个长期视角，只有将其置于长期的制度演进过程进行考察，才能窥其真面目。否则，不论我们的理论模型多么精致，论证过程如何严密，经验证据何其确凿，都极有可能忽略掉许多至为关键的东西，从而影响到我们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取向以及相关的判断。 　　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过程相对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是十分独特的，这主要体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自古以来就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密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美国家早期的金融结构经过货币兑换业，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所谓新式银行，期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完整的制度架构，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没有明确定位。其实，即便当货币资金的支持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条件，政府开始意识到掌控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之后，欧美国家（政府）对银行业的发展也更多地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加以监督和管理，而不是直接加以控制。 　　以美国银行制度的演进为例，其路径大致是：自由发展阶段－以“金融抑制”为主要特征的银行制度体系建立－－＞原有银行制度体系充实和完善－－＞新银行制度体系构建。 　　对美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路径的考察，我们发现，西方国家银行制度的演进大都是自发的，政府只是在市场机制运行出现问题时才出面加以干预。但是这种干预也是有限的。例如，甚至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期间，即使有种种幕后交易、操纵股市、故意传播错误信息等丑闻被揭露，但美国总统胡佛仍然相信联邦政府对证券交易所的控制是不符合宪法的。同样，罗斯福新政也只是加强了政府干预的力度，并没有限制或收买私人产业，侵犯私人产权制度。比如，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成立的有限几家以政府为背景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履行监管和保障职能的，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市场主体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政府并没有另搞一套官办银行体系，以及以官办银行体系来取代民营银行体系的事情。 　　但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的故事却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诺斯（1991）指出，从理论上讲，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同时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进一步地，王家范（1999）教授强调指出，在中国“国家主权就是最高产权”。因此，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一直以来它与国家（政府）的利害关系牵扯极深且表现得相当复杂。通常认为，中国一般意义上的银行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早期，当时中央集权业已形成，信用机构主要依托封建王朝，商品经济则长期受到压制，从而制约了中国早期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无论是唐朝的质库、金银铺，还是明清时代的钱庄、票号，它们的生存与发展都是以依附于国家（政府）为前提条件的，否则，其归宿大概只有破产、倒闭或被没收的命运了。以清朝时期颇具影响力的票号为例，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银行”，它曾经获得的空前发展和成功与其同清王朝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银行业诞生于1897年，即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主要动因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到了几乎枯竭的地步，因此，想通过创办银行以增加财源，摆脱财政上的困境。基于这一动机而创办的通商银行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例如，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时额定商股500万两白银，先收半数，另商借户部库银100万两。同时，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多数是捐纳的候补道员以及退职官吏，他们往往把银行视为衙门。另外，其创办人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为得到政府的保护，积极争取户部的拨存银两作为生息公款。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得中国通商银行成为官商合办的银行。此后成立的户部（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样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银行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通过拉拢、渗透和挤压等方式压制民族资本银行，从而基本上处于独占市场的地位。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