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模式建立.doc

论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模式建立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上半年，宏观调控已见成效。三大主要指标分别是：GDP同比增长9.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6%，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CPI比去年同期上涨3.6%。 数据公布后，人们如释重负。应该说，这次宏观调控突出的特点就是未雨绸缪，中央政府吸取了1993年调控的经验，及时地采取了果断措施。宏观调控的实施使经济在短期内基本实现“软着陆”.而且最难得的是央行最终仍未动用加息手段。这说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尚不需要采取全面性的货币紧缩措施。它既避免了现在就付出加息的政策成本，也为今后使用加息手段留下了空间。 理论界与政府部门都已认识到调控成果只是初步的、不稳定的。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偏高。现行的调控措施是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宏观调控。从经济学上考察，这种混合型政策工具是非优化的，其运用的不足在于：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客观上要求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为了防止经济的全面过热，又不得不借助于行政手段。而行政手段的介入加大了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力量，特别是增加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使人感觉旧体制的遗留痕迹依然存在，与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不符。 2.以行政干预的办法为经济降温，极大地造成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之间的冲突。在当前市场机制已经对资源配置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手段的使用既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方向相矛盾。又可能会伤害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总之，它对经济增长中有效率的部分产生不利影响。 3.在此次调控中，中央银行已经使用了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三大调控工具，央行手中只剩下惟一的武器——利率。货币政策的优点是避免对经济有过强的直接干预，但它们只是引导性的，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主体要有灵敏的反应度。我国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甚至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经常是不计成本的。因此，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另外，当前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也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从长期看很自然诱导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运行中的波动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既然已经认识到上述政策工具的弊端。那么，下一次再发生经济过热或过冷时。政府是不是为了解燃眉之急依旧是程咬金“三班斧”呢？如果不是的话，政府又何以应对呢？ 为了充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与体制。自20世纪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迄今为止，我国经济结构与体制的现状是，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但国有经济仍然占有支配性的重要地位。非国有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大为放松，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开始发挥作用，但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足以担负起独自调控经济运行的职能。按照过渡经济学的观点，我国当前还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指出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我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其特征包括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存在。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也不自行承担投资责任和经营风险。《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出版已经十年有余了。从那之后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和此次经济过热的特点看，中国经济的“第二类非均衡”属性仍未消除。它说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由此也不难理解目前混合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它虽然是非优化的，但却是现实的选择。 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模式的构建与改革路径的选择有着重大关系。这里对比一下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的改革模式很有意义。在20余年的改革历程中，我国选择了“渐进式”道路。这种道路的特点是，旧体制的分解与新体制的建立是逐次推进的。而前苏联及东欧的经济转轨不同于中国经济。它们选择了哈佛大学教授SACHS倡导的“休克疗法”。这种方法一步到位，在很短时间内就打破了旧的经济结构，实现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经济的自由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在前苏联及东欧过渡时期的改革中，过度注重新体制的建设而相对忽视了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后普遍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不稳定问题。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受到较大影响。在付出了相当的经济与社会代价后，可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宏观经济逐渐走上稳定增长轨道。相比之下，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则更加重视经济增长与体制变革二者之间的平衡，宏观经济并未由于体制转换受到明显的影响。但“渐进式”道路的过程比较漫长。时间越长因体制改革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