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精细经济学：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启示.doc

走向精细经济学：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启示 　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芝加哥大学的JamesHeckman（赫克曼）和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的DanielMcFadden（麦克法登），似乎有些“意外”。这两位经济学者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大学经济学教科书中，所以鲜为人知。早些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通常是那些其名字早以为人熟悉者，其中有的学者甚至对自己获奖的消息丝毫不感到“意外”。1987年因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8226;索洛就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不，我不感到意外。我知道只要我活得够长，我就足以有机会获奖”。索洛在50年代后期发明的估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作用的方法（即现在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二战后经济增长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美国内外广为流传，所以对他的获奖没有什么人感到“意外”。 从1969到1999年，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间断地总共颁发了31届，有43位经济学者前后获奖。绝大多数获奖的学者，都曾在经济研究的这个或那个领域中作出了突破性的成果，有的甚至在多个领域中同时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成果。现任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AssarLindbeck（林德贝克）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原则做了一个总结性说明，他认为可以划分出五个授奖的领域：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方法论。PaulSamuelson（萨缪尔逊，1970年获奖）、SirJohnHicks（希克斯，1972）、KennethArrow（阿罗，1972）、GerardDebreu（迪布鲁，1983）和MauriceAllais（阿莱，1988）等属于一般均衡理论；MiltonFreedman（弗里德曼，1976）、JamesTobin（托宾，1981）、FrancoModigliani（莫迪利安尼，1985）和RobertLucas,Jr（卢卡斯，1995）等属于宏观经济学；GeorgeStigler（斯蒂格勒，1982）、JamesMirrlees（莫里斯，1996）、WilliamVickrey（维克瑞，1996）以及分别在1990年和1997年因金融经济学研究成就而获奖的五位学者都属于微观经济学；在交叉学科研究中，有许多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包括获奖的JamesBuchanan(布坎南，1986)–结合了经济学与政治科学，GaryBecker(贝克尔，1992)–结合了经济学与社会学，RonaldCoase(科斯，1991)–结合了经济学、法律和组织研究，HerbertSimon(西蒙，1978)–结合了决策研究与组织管理以及心理学，AmartyaSen(森，1998)–结合了经济学与哲学。此外，SimonKuznets(库兹涅茨，1971)，RobertFogel（福格尔，1993）和DouglassNorth（诺思，1993）–结合了经济学与历史；在经济研究新方法领域中，被提及者主要是那些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者，也包括1994年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奖的三位学者。 林德贝克认为，3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的历史反映了当代经济研究的四个趋势：（1）美国学者在经济研究中的领先地位–这可从获奖者中美国学者所占比重看出（截止1999年的43位获奖者中28位是美国居民，当然其中有若干位出生于美国国外并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接受教育）；（2）演绎方法而不是归纳方法的广泛使用–使用归纳方法曾在19世纪欧洲大陆的经济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在20世纪因使用归纳方法而取得突出成就并因此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学者是库兹涅茨；（3）数量分析方法的使用和对这种方法本身的研究–首届诺贝尔经济奖授予了宏观计量经济学研究者，1980年再次以此为题颁奖，由此而论，2000年的授奖题目为微观计量经济学就不是那么偶然的了；（4）宏观经济研究的突出重要性–这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评奖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那20余年时间内至少有10位经济学者因宏观经济学研究或与宏观经济学有密切关系的研究而获奖。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认为，30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反映了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硬的”社会科学地位的确立，而年复一年的评奖和授奖活动则动态地反映了经济学研究在不断地走向深入和精细。 现代经济学是否可称之为一门硬科学在30多年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的诺贝尔基金会及评奖委员会中一些人士（包括若干自然科学家）就不同意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象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这或许也是后来由瑞典中央银行出面资助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之一）。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大部分地解决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说现代经济学就是一门硬科学，它的研究本质上与物理学没有什么区别–观察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对某种外界变化作出何种反应并试图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