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中改革基础、速度及经济绩效关系.doc

转型经济中改革基础、速度及经济绩效关系 　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东欧26个国家、前苏联、蒙古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但其改革的绩效却是令人深思的。整个80年代这些国家的平均GDP增长率为2.9%左右，而1990-1997年，平均GDP增长率则降为-5.7%。同一时期中国采取的是相对较慢、渐进的改革，但经济却取得了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从实践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快速的经济改革会导致短期内的经济衰退，而相对渐进的改革可能更适合具有较长计划经济历史的国家。 然而上述的统计分析忽视了东欧国家、前苏联、蒙古等国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会发现，在这些样本中包括了改革速度极快的斯洛文尼亚、波兰，也包括改革较慢的乌克兰等国，对比的结果是这期间波兰的GDP增长达到4.1%，而乌克兰的GDP增长则为-13.1%，世界银行对这26个转型经济国家的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建立了回归模型，结论是经济增长速度与改革的进度成明显的正相关。关于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状况不佳，世界银行的看法是由于这些国家在改革初期处于不良的“改革起点”，如果没有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其经济的衰退将处于更为严重的状态。人们可以看到，同期没有采取剧烈改革尚处于稳定的“控制状态”的古巴和北朝鲜，经济绩效并没有因为改革速度的缓慢而表现良好。 再来看中国，如果深入到其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状况。经济改革速度较快的南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取得了非常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广大的内陆省份却面临着严重的就业危机和要慢得多的经济增长。这是否又说明了良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因为渐进的改革呢？显然，内陆省份在经济上的不良表现更可以从这些省份在改革起点上的种种不利因素去寻求答案。 究竟如何解释改革速度与改革起点对不同转型经济国家经济绩效的影响，这在经济学研究中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较快的经济改革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加速，但由于一些国家不好的改革起点，所以产生了不良的经济绩效。像中国这样有着良好的改革起点的国家，如果经济改革的进程加快一些，其经济绩效将更好，增长速度将更快。根据这种观点，渐进的改革战略被看成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更多的是由于寻租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对既得利益者的保护。第二种观点是，在坚持改革必要性的同时，认为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由于垄断、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产权和较慢的机构改革等等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失败。根据这种观点，适度的改革应该是相对较慢的、实验型的、渐进式的，前苏联的问题在于改革的速度太快，而非改革的起点是不利的。 因此，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在转型经济中影响经济绩效的解释变量究量是改革的速度还是改革的起点？当然，最容易的回答就是这两者都是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在经济学意义上这两种因素在影响经济绩效中的重要程度。本文将建立一个清楚地衡量这种关系的模型。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能够对描述“改革起点”含义的简单的数学公式。本文将运用这个框架对改革的进度、改革的起点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的再检验。 一、一个理论模型 这里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检验影响改革速度的前提条件。一个简单的假定是改革的速度取决于这个转型经济国家改革之初的“背景条件”。下面的模型将主要关注怎样的“背景条件”将会导致市场改革的更快进行。 我们需要关注的有两种行为主体：第一种是赋予责任的决策者，他们将决定是否要进行改革以及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我们用变量Z代表市场化改革的速度，这里有一个假设前提是赋予责任的决策者是“改革者”。改革者是一个经济规模的行为主体，并且改革者是认为更快的改革速度将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也就是 附图改革者的期望是经济的增长即E/Zgt;0。 第二种行为主体是改革的反对者。与改革者一样，反对者也同样喜欢经济增长，但他们不喜欢改革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和经济体制上的变化。反对者的反应模型为U[,0]=U[,0][E(z),D(z,b)]。D（·）是反对者对于由于经济改革所引起的一些企业的破产、淘汰以及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所带来的失业下岗人数的增加等的负面效应的关心和估计程度。附图 反对者认为构成经济改革障碍的不利条件是指更多的贫穷、老龄和农村人口，有利的背景条件则是指这个国家的人口是相对富裕、年轻和更多的城市人口。 对于改革者来说，改革的速度将受制于来自改革负面效果的预期，因为如果不进行改革，反对者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状况将比改革以后的结构更好。这个问题我们将用下图来加以描述。在下图中，我们将改革者作为主动行为的主体，被赋予经济增长责任的改革者在第一阶段将选择一个较快的改革速度Z，在第二阶段反对者将根据改革所引致的效果作出相应的反应（反对或不反对）。基础条件是如果没有改革，也就没有反对，各方代理人的效用均为0。如果改革者在第一阶段选择较快的改革，而反对者根据事后的结果加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