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doc

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摘要：在“十二五”及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可能面临增长速度平台降低、要素成本上升、包括商品和资产价格在内的通胀压力加大等多重挑战，对经济增长基本面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时间要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必须“结构升级”，更多地转向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中高级生产要素上来，其中包括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应当成为新形势下改革深化的重点所在。 关键词：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　深化改革 “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对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环境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作深入分析，具体地说，在“十二五”及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可能面临三方面的重要挑战。 一是在“十二五”末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台可能下一个台阶，由前些年的10％左右降低到7％左右，进入一个次高或中速增长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超过30年。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持续超过20年的较多，超过30年的很少，大国中尚无先例。在我们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二战以后高速增长的典型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德国等，都是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或略多一点的水平时，工业占GDP的比重、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开始明显降低，进入一个较低的增长平台。人均用电量、钢材累计消耗量、汽车拥有率等实物量指标也在同一区间达到大体相同的增长水平。按照同一口径计算，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8,000美元。如果今后3－5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我国人均GDP将进入上述速度下降的敏感区。对国内不同地区增长潜力的测算也大体支持上述判断。现阶段我国经济总体上还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即速度与效益同向变化。在过去两年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增长速度降低、企业收益和财政收入下滑，增长速度回升、企业收益和财政收入显著好转的事实，也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其原因是速度提高相应地扩大需求和生产规模，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增长速度平台下移带来的挑战是，如果企业盈利模式和整个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摆脱对规模扩张的依赖，企业经营和财政收入状况将可能陷入困境，并对就业、金融等形成严重冲击。 二是要素成本上升，迫切要求增长动力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针对“招工难”、“加薪潮”等现象，前一个时期展开了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讨论。日益增多的事实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结构性、阶段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关健是把以往因体制缺陷而低估或外在化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内在化于企业，这样也会增加企业成本。伴随着这些变化，过去长期依赖的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在要素成本上升的同时，劳动生产率能否相应提高就成为突出问题。根本途径是加快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但成功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景并不明朗。 三是由于大量流动性的注入，我国将面临相当大的包括商品和资产价格在内的通胀压力。从内在逻辑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可能经历三个阶段，即私人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全球货币体系危机。目前正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之中。美国等具有全球储备、交易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为了缓解本国危机、刺激需求，实行低利率、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后果之一就是对新兴经济体形成巨大的通胀压力。从国内看，近年来形成的巨额信贷资金消化也需要较长时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过量流动性冲击领域的变化。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现阶段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两个重要改变，首先是商品市场旁边，已经成长起包括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产市场；其次，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经济”现象已不复存在，供求平衡、供过于求成为商品市场的常态，由供不应求而引发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已经少见。在这种情况下，过量流动性同时面对着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由以往主要追逐供不应求的商品，转为追逐需求稳定、但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物品，主要是具有不可再生、不易移动性质，与土地等自然资源关联性较高的物品，如石油、铁矿石、黄金、房地产和农产品等。于是，我们就可以解释已经出现的、并预见到资源类产品、房地产和农产品不仅是大宗农产品，还有小宗农产品如绿豆、大蒜、辣椒、苹果等的价格上涨。相应地，CPI等传统指标已不能涵盖过量流动性去向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形成一种包括CPI、PPl和资产价格指数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 以上几个方面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增长速度平台下移将使需求规模相对收缩，要素成本上升则使供给竞争优势减弱，而广义上的通胀压力将加大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并分流本可用于实体经济和创新活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