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科书.docVIP

192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科书 　　壬戌学制中的《高级中学课程总纲》由郑宗海、胡明复、廖世承、舒新城、朱经农、陆士寅、陆步青、朱斌魁、段育华起草，新学制课程标准委员会复订。总纲将以升学为主要目的者称为普通科。普通科分两组，第一组注重文学及社会科学，第二组注重数学及自然科学。两组都实行学分制。第一组中至少30学分，各校可自由开课。这因应了各地高中课程设置和教材选择各自为政的现实，反过来又鼓励了这种风气。 　　自高中建制至1930年左右，各地高中课程设置和教材采用情况很不一样。当时比较著名的东南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海中学、南开中学、苏州中学、湖南私立明德中学都有各自的国文教材。这些国文教材内容都比较艰深。 　　以苏州中学为例，其高中普通科国文必修课程教学目的为“中国文字学术上较高深的研究”。高一每周6小时，以集部为主，“依文学史的体例由古溯今选读各时代著名作家各体文字之代表作品以明中国文学变迁之大概。”高二每周5小时，以史部为主，“选读《尚书》《左传》《国策》《史记》《汉书》《通鉴》以下史籍文字及集部中关于典志碑传等巨著以明各种史法之大概。”高三每周4小时，以经子为主，“自六经诸子下及宋明理学、清儒考证学、各家论学文字以明中国学术思想之大概。”[1]此外，该校普通科设文字学、学术文、国学概论、美术文、应用文、文学史、古书示要、国学问题等8门国文选修课程，其内容的丰富和教材的深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大学中文系。 　　一 　　在1928年前，高中国文教科书出版得很少。黎锦熙曾经感叹：“商务于本期中，竟未编出高中分年读本焉。[2]”《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仅收录吴遁生、郑次川编，商务印书?^出版的《近人白话文选录》（1924年）与《古白话文选》（1924年）；穆济波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高级古文读本》（1925-1927年）与《高级国语读本》（1925年）；及钱基博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国学必读》等5套，且钱基博《国学必读》还不属于高中公共必修国语教科书。 　　《高级古文读本》和《古白话文选》的编者响应了当时整理国故的思潮。前者按梁启超、胡适所开国学书目编选课文，后者自己动手“整理国故”。 　　《高级古文读本》共3册，“第一年多选诸史；第二年多选诸子；第三年多选群经；另由各朝集部选辑名作，分布于相当年度内，庶有统贯的研究与相互的参证”，“材料均从梁胡诸家书目中，取其重要名著，精心选择；其篇目均为有意义之排比与连接，俾学者可资比较。次序略以时代为先后，取便与文学史相合”[3]。所谓“梁胡诸家书目”，主要指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与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对于经部文献，穆济波选《诗经》26篇，《礼记》11篇，《孟子》6篇，《尚书》《周礼》《左传》各4篇，《易经》《公羊传》《谷梁传》各2篇，《论语》1篇，共62篇。此外还有郑玄《诗谱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算是《诗经》《左传》的导读。这几部书在梁启超和胡适的书目中都提到了。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开列多部明清小说，但不列史部文献，这引起梁启超的非议，“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摒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4]穆济波的看法跟梁启超接近。 　　《高级古文读本》没有一篇元明戏曲和明清小说，却选了不少史部文献。分别为《汉书》20篇，《史记》11篇，《后汉书》6篇，《战国策》3篇，《五代史》、《资治通鉴》、《史通》各2篇，《三国志》1篇，共47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史书，《高级古文读本》不仅选入大量写人记事文，还分6课节选《汉书》中的《刑法志》《地理志》《食货志》。如果了解到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拟出的中国文化史系统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制度史，就能明白《高级古文读本》选上述三志的缘由。 　　《高级古文读本》选子部文献22篇，包括庄子、韩非各6篇，荀子4篇，墨子3篇，老子、公孙龙子、《淮南子》各1篇。这都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重点讨论的对象。 　　《高级古文读本》中的集部文献包括三类。一是楚辞、《乐府诗集》和唐宋诗词。《乐府诗集》10首，其中《木兰辞》、《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也常被当时其它中学国文教科书选入。杜甫诗6首，其中4首属“三吏三别”。宋人诗词4首，分别为岳飞《满江红》，陆游《示儿》《书愤》，文天祥《正气歌》。可见，穆济波选唐宋诗词时，着眼处在思想内容。第二类是唐宋八大家、桐城派的古文。第三类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