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院系列讲座之二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分野.ppt

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的区别与发展 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及其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加上后来分化、发展而成的“转换一生成语法”是结构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 索绪尔的学术成就 索绪尔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分了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在历时语言学较为成熟的语境下，强调在当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共时研究应优于历时研究；第二，区分了语言与言语，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将语言研究的对象从混沌体中分离出来，这为语言学提供了一个分辨研究的原则；第三，提出必须从共时角度把任何一种语言都看成是一个由互相关联的词汇、语法和语音等成分构成的系统。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历史贡献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历史贡献：第一，阐明了语言学的任务和基本方向是研究由语言单位和语言关系构成的语言系统，这一点已经成为公认的语言学研究定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第二，明确界定了语言学的基本观念，诸如共时观与历时观、语言与言语、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以及系统中的诸多关系，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些观念的本质和意义而进行的，它们启动和推进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体系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体系的全景结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大厦是由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这两大支柱共同支撑的，内部语言学包括言语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语言系统，外部语言学包括言语的语言学、历时语言学以及地理语言学。作者强调，索绪尔所建构的语言学体系是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的辩证统一。内部语言学研究言语体系中语言的组织以及语言的内在系统，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严密的、同质的分类原则；外部语言学则研究言语体系中言语的地理扩展和方言的分裂语境，它的研究对象包括民族语形成的历史及地理、普通语音学、词源学等，是一种异质的安排与整理。 外部语言和内部语言 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外部语言学首先引发内部语言学问题，继而成为内部语言学的承载，内部语言学则不失时机地转化为外部语言学的前提。内部语言学涉及言语体系的恒定方面，它超越时间和空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语言抽象的部分；外部语言学则观照语言的动态方面，受制于时间或空间，是言语体系的具象的部分。”“没有外部语言学我们便不可能聚焦于内部语言学，便不可能理解那种抽象的‘普通’的存在，而没有内部语言学，我们便无从感知理论形态与实际中具象的言语之间的关系，便无从实现理论的升华与转化。” 索绪尔学说在中国 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开展的“文法革新讨论”中，陈望道和方光焘就已初步运用索绪尔学说中的某些原理来分析和解决汉语语法问题了，虽然还未能由此建立起一个新的汉语语法学体系，却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方光焘通过区别语言和言语来确定语法的对象，认为以“言语”为对象的部门叫形态论，以“言”为对象的部门叫句子论；陈望道则在吸收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文法学是以表现关系为对象的”，表现关系可分为“配置关系”和“会同关系”（相当于索绪尔的“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方光焘在索绪尔区分共时历时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建立现代文法体系应和历史分开；而论及汉语词类划分和语法研究问题时，方光焘和陈望道在索绪尔价值理论的启示下，分别提出“广义形态说”和“功能说”，都强调按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来划分词类和研究语法。 索绪尔学说在中国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语言学界开展了关于语言和言语问题的学术讨论。这次讨论主要由方光焘对高名凯1958年提出“言语有阶级性”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而引起。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从1959年一直持续到1964年，许多学者参与了这次讨论。讨论从索绪尔区分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这三个概念的看法开始，主要集中在“是否有必要把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区分开来之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怎样”、“区分语言和言语有什么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三个方面。这次讨论使人们对索绪尔的学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索绪尔学说在中国 粉碎“四人帮”后，索绪尔学说在中国出现了新的景象。首先，索绪尔学说真正得到了系统的介绍和客观的评价。高名凯翻译的《教程》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1980）、徐志民《索绪尔的语言理论》（1980）、潘庆云《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等文章对索绪尔学说作了比较客观地评介。此外，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1981），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1981）等语言学概论教材大量引进了索绪尔语言理论。在新时期，我国学者对索绪尔学说的研究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从徐思益的《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1980），索振羽的《德·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