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角下的导师与研究生关系探析-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doc

博弈论视角下的导师与研究生关系探析 刘 姗 胡仁东 “一个研究生教育的场所，最重要的是一个科研的场所”[1]2，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以科研为纽带，“科研使教授（导师）和学生（研究生）定向，把教学和学习合拢来成为促进知识的一个无缝的承诺之网，铸成了一个紧密的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1]1。无论是科研、教学抑或学习，他们共同作用的对象是“高深学问”，即研究高深学问、授受高深学问与学习高深学问。然而“今天的高深学问在价值自由，即不受价值影响的客观性方面，已大不如前了，正在日甚一日地身不由己地卷入市场和政治舞台”[2]37。在社会发展的外在力量的驱动下，高校已难觅“象牙塔”的踪迹，在教授们身上也难以寻见“超然物外”的学者特质，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也不再是以洪堡初创柏林大学时所推崇的“纯粹科学的研究”为单一价值取向的关系，而是掺杂了市场、政治、学术等多元价值取向的关系。这种多元价值取向的关系，使导师与研究生关系变得复杂，甚至出现了异化。如何理解和认识当下导生之间的关系？如何克服被异化的导生关系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笔者试图从博弈论视角探讨导生关系。 一、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研究述评 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生教育中最核心的关系，是导生在相互交往中产生的心理上的联系，它反映了导生心理上的距离及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具体状态。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高校导生关系进行了研究，有学者从人际交往的视角，根据导师与研究生交往的密切程度和影响程度，总结出权威型、和谐型、松散型、功利型及冷漠型五种导生关系[3]106-112；从角色伦理的视角，将导生关系分为师徒关系、家长子女关系、普通师生关系、老板员工关系、朋友关系等[4]；从分工合作的角度，提出导生之间还穿插了课题组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之间的关系[5]。在导生关系研究方面，就笔者所及资料，目前在学界占主流并被普遍认同的说法主要可以归纳为导学说、功利说、放羊说三种。 1.“导学说” 洪堡认为，师生之间传统的权威关系必须为不同认识水平的学生之间的非命令式的、自由的合作的观念所代替：“大学教师不再只是教师，学生不再只是学习，而是学生自己进行科研，教师只指导和支持他的科研。”[6]在唐纳德·肯尼迪看来，“当学生进入高年级，当学习场所从教室转到实验室、图书馆和办公室，师生关系变成为更单独更私人性时，教师的职责也从教学相应地转变为指导”[7]119。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导学关系”是导生关系的核心，然而，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导学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在德国与英国，表现为亲密的师徒关系，尤其是在英国，受“工业行会”传统的影响，导生关系中建立起一种“学徒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生通过依附在工匠师傅，看着他或她工作，学习他们的学科是怎么回事，而不是通过标准化的程序接受训练”[1]92。在美国，导学关系更多地在“以科研为基础的工作关系”中展现出来，在这种关系模式中，“教授的科研活动成为一种教学的模式，而学生的科研活动成为一种学习的模式”[1]183。在我国，由于传统师道尊严与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交锋，导生之间的导学关系，既是师承关系、长晚辈关系，又带有平等关系的某些特质。 2.“功利说” 高等教育与市场的联姻，赋予了高等教育某种程度上的工具性及多元价值取向，使高校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功利性色彩。唐纳德·肯尼迪认为，“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在分享共同旨趣和高度能力的同时，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知识产权和作者名誉、身份上的冲突，在合作中的争吵，被剥削的感觉等等”[7]120。这些繁杂的问题与困难使导生之间的交互关系，充斥着利益、冲突、竞争与合作，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密西根大学前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也对充满功利性的导生关系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有些教师采取的几乎是一种封建态度，把研究生首先看作是为他们科研项目工作的奴隶，而不是接受教育和攻读学位的学生”[8]。有学者认为带有功利性质的雇佣关系是导生关系异化、弱化的表现之一，“在这种雇佣关系中，师生之间在与之相关的工作量、署名权和利益分配等方面往往容易产生矛盾和分歧”[9]。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更多的导师直接参与高新产业的经济活动，自己开设公司，在这种功利风气影响下，有的导师更多地把研究生看作纯粹的科研劳动力甚至是实现自己某种目标或者商业利润的工具”[3]111。 3.“放羊说” 从沟通互动的频率来看，人与人之间疏远、不频繁联系的关系状态可称为松散关系。松散关系下的导师对研究生的管理是一种漠然置之的“放羊型”的方式。伯顿·克拉克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可能有时有几个月和教授很少或者没有接触，论文科研可能在远地的图书馆或住处进行，也许偶尔有几章邮寄给教授，或者在一段长时间工作以后提交整个论文的文稿……这种没有很好组织的研究生科研模式，完成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