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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自由性探究 　　摘 要：关于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人们到底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和个体精神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主要立足于《论语》中对理想君子的描述，分析孔子的“仁”的人性追求目标，以及其隐含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空间，这个空间便是君子的道德内在价值取向性，让他们能拥有自决能力和选择能力。这个理想非常高远抽象，几乎很难达到，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阶级性也让有君子追求的人只是非常小众的群体。但即使从来没有人达到过，也并不影响这种理想的存在。 　　关键词：个体自由；先秦儒家；君子人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063-04 　　一、西方文化里的个体自由精神 　　对个体精神的张扬和对个体权利的维护是西方文化精神的重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重视商业经济和等价交换的文化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同时也促使其探索维护人与人之间公平的客观规则，即法的精神。这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虽然经历了中世纪神学对人的绝对控制，但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运动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主要精神还是成为西方精神的主要内容。如果把这个思想表述得更通俗一点，或者更政治一点就是民主和法治，而民主和法治维护的也就是每个“个人”的“权利”（right）。权利并不是指特权或别的什么，而是指个体精神的独立，摆脱绝对精神或者上帝的控制，每个人都是可以运用和敢于运用理性的主体。从认识上来讲，个体具有运用理性，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自由；从意志上来讲，个体可以用理性来抑制情感和欲望，拥有自决能力和选择能力。拥有理性的人既可以为自然立法（掌握自然），也为人自己立法（反思人性）。从前者来看，西方人擅长于运用理性探究自然的秘密，甚至通过掌握自然为我所用，这促使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客观自然的探究在古希腊文化里已经早有渊源，后来经过培根等人通过“知识就是力量”的强力宣扬，用理性来建立一个“属人”的物质世界成为西方人乐此不疲的兴趣。再后来资本主义精神和组织的发展，经济的力量又进一步强力推进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从后者来看，个人的意志自由使西方人努力走出被上帝绝对控制的阴影，使人成为人的至关重要的内容。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的内部就已经出现诸如司各特等不满意哲学再成为神学婢女的思想家，他认为，人是自由的道德主体，使人由“容纳上帝恩赐的空罐子”变成了积极能动的行为主体[1]。随后经过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人类的精神逐渐获得自由。思想的进程到了康德，关于人的自由的问题不再仅仅属于认识论范畴，而进入了人类学范畴，成为与纯粹理性并列的实践理性，并形成道德律。康德认为，人是有意志的理性者，并以此区别于其他自然物，而有意志的理性者的行动是合乎目的性的过程，这个目的不能是其他任何现实的、感性的、功利的目的，而是具有绝对普遍性的，即人自己把自己作为目的，实现自己的人性、人格（理性本身）。康德还进一步提出“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一理念”[1]，这就是意志自律或自我立法的原则，这是作为有意志的人自己为自己立法，并以自己的人格完善（即运用理性追求意志的自由）为目的根基。所以之人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意志的自由，也只有实现了意志的自由，才具有了人的理性和人性。因此康德认为人的启蒙就是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再到马克思，他将康德的抽象的自由意志运用到活生生的生活实践，将自由自觉的活动做为人的本质，因此拥有自决能力和选择能力的自由主题成为西方人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关键概念。这也是西方政治范畴里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概念的坚实的哲学基础。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对个体自由的肯定和张扬也不是完全忽视群体的。康德的对人是目的的界定中就指出“要永远把你的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作为目的”[1]。只有这样的人性才具有普遍性，才存在人性自由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维度：要建立起群体和个体关系、个人和他人关系中的自由。这是西方自由概念上群域和己域的界限，也是政治上“民主”概念的重要哲学基础。西方文化视阈里对自由的界定已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里的普世价值而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很多学者在审视中国文化里的个体自由时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开讲的。 　　二、中国先秦儒家君子个体人格自觉的空间 　　那么，中国文化里面到底有没有可以承接自由、民主的资源呢，有没有中国自己的自决能力和选择能力呢？有一些学者是否定的，认为中国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权利”的概念；或者认为中国过于关注群体意识，将个体消失在群体之中。也有学者认为没有不是问题，只要没有反对因素就可以了。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学者坚持中国先秦儒家文化中是有民主因子的。例如徐复观在分析儒家文化精神时指出，儒家文化作为道德的内在价值论者，天生就应该具备民主的元素。他将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