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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理论分析《江城》中何伟的身份认同定位 　　摘要：身份认同对于人们能够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和价值起到重要作用，而空间理论认为不同空间的碰撞可以对身份认同起到同化和异化的作用，从而促使身份主体更加积极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本文通过分析《江城》中作者在中国生活的思想经历，研究探讨空间变更对身份认同定位的影响。 　　关键词：空间理论；身份认同；江城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4-0079-02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的范围不断扩大，城市生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不仅是人们生存的场地，也满足着人们各种各样的生活需求，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因此城市空间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生存场地，也具有了深厚的文化社会属性。正如学者冯雷所说：“空间的形态并不仅仅意味着地理学或者物理学的空间，还包括意识中的想象空间，艺术中的表现空间等。”[1]个体对城市空间的认识，也能侧面反映出其自我分类和身份认同。自我认同是指“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当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2]但如果人们的空间生活一成不变，人们的身份认同就是隐形的，人们就不会自觉地将自身归类或者寻找自我，只有当人们与不同的文化空间相碰撞之时，才会产生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新的生活空间既可以对个体产生同化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异化的作用。如果个体能够融入新的生活空间，主动接受这种变化，并自我做出相应的调整，就是生活空间起到了同化作用。如果个体无法认同这种空间的变化，产生难以适应的焦虑情绪，并抵触自我以外的这个空间，就起到了异化作用，这是一个不自觉地“运用空间总结其他群体的特征，将他们进行‘他者化’的过程”。[3]《江城》是彼得?海斯勒所著的旅游传记，描写了他1996年至1998年间在长江沿岸小城涪陵的支教经历。何伟是他后来取的中国名字，也是他个人对当地产生身份认同的象征。而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本能地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排斥心理。因此，本书通过对作者内心活动的细致描写，记录了彼得?海斯勒在两种身份认同之间不断转换努力寻找自己新的身份的过程。因此，《江城》是研究不同空间对个人身份认同影响的范例文本。 　　我们习惯于运用地理空间的不同将他人归类，在我们没有对对方产生进一步的认识之前，来自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客体就会被我们认作他者。何伟来自于美国，这对于1996年的涪陵小城居民来说，是仅仅存在于地图和新闻中的国家，人们对何伟的最初理解也仅限于长相不同的外国人，是个鲜明的他者。当何伟走在街上时，有的市民会对他围观，有的吹口哨，有的不停按喇叭，还有的追在晨跑的何伟后面，大喊洋鬼子。这些举动让何伟感到自己就像动物园笼子里供人观赏的动物，非常不适甚至恼怒。何伟的一言一行在涪陵居民眼里也并不只代表他自己，而是一个美国的缩影。当何伟参加长跑比赛获胜时，记者报道的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比赛，却让一个老外抢了先，我觉得是莫大的耻辱，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学生要锻炼身体，只有这样才能胜利”。[4]何伟参加篮球队，就变成了中国队对美国队，具有了为国争光的性质，整个赛事具有了浓浓的火药味。裁判为了不让何伟取胜，屡屡判他犯规。居民采取的这种对抗态度，不断激发着何伟作为局外人的身份认同。而当他在涪陵呆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已经慢慢适应当地人的生活之时，他的朋友的某些行为又不断提醒他自己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如当他对学生说中国也有排外情绪，也有种族歧视而全班集体沉默的时候，当他当着一群当地朋友的面威胁一个经常向他挑事的无赖回国告诉美国人中国也有这种不通情理的人而所有的朋友又集体沉默的时候，他意识到中国是不可以批评的，此时他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就超过了他作为朋友的身份。同时，涪陵小城的地理空间也无法让何伟感到舒适。这里十分拥挤，大街上到处是嚷着拉客的棒棒军，台阶上挤满了要购物的人。地理空间如此狭小，以至于类似于理发拔牙这种服务都可以在室外公共场合进行。这里的街道也很肮脏，不美观。新建的大楼没有任何美感可言，仅仅可以用来容纳住户。而空气中到处弥漫的煤灰，也使新的建筑失去色彩。最让何伟难以忍受的是街上吵闹不堪，车辆的喇叭声，商店里放的碟片或彩电的声音，人群的吵闹声，都使周围的空间朝他涌来，令他感到喘不过气来。这种地理空间的挤压会给人带来心灵的焦虑感，从而使他更加无法融入周围的生活。 　　当地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使何伟感到巨大的孤独，始终无法理解。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组织记录在案，使他不得不非常小心自己的行为。寄给家里的信在到家之时敏感字眼已经被抠去，这个强大的组织让他感觉到畏惧，尤其是当这个组织影响到自己的教学活动的时候。当他帮助学生排练的话剧《堂?吉诃德》因为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停止演出的时候，当亚当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