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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来华留学教育政策的审思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为来华留学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本文在简要阐述建国后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变迁的基础上，提出其4大特征。宏观来看，政策起协调、监督和规范作用，存在滞后性。同时指出来华留学教育政策的有效性和引导性不足，表现在：战略目的定位不明、权责主体依然模糊、质量监控体系不力、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并提出政策重建的可能方向：分层明确战略目的，提升省级战略规划；明晰主体间权责分配，发掘省级政府动力；利用信息化手段，全程动态监控教育质量；完善政策法规，注重有效性与前瞻性。 　　关键词：来华留学教育；管理体制；政策来华留学教育是国家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一带一路”战略要求高等教育扩大来华留学教育市场，此背景下研究来华留学教育政策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托马斯?戴伊（1971）认为：“凡是政府决定做的或者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1]戴维?伊斯顿（1953）认为：“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权威性分配。”[2]詹姆斯?安德森（1990）认为：“政策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3]孙绵涛（1997）认为：“教育政策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动态发展过程，是政党、政府等政治实体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或任务，而协调教育的内外关系所规定的行动依据和准则。”[4]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教育制度的改革，即教育机构职责权限制度的改革（孙绵涛，2010）。[5]这些定义虽表述不一，但涵盖政策的基本内涵：明确权责范畴、为一定目的、是活动过程、最终实现价值有效分配。本文在梳理政策及特征的基础上，试图从目的、权责、过程和政策有效性4个方面来分析来华留学政策，为后续政策的重建提供可能方向。本文研究的来华留学教育政策限制在高等教育范畴内。 　　一、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政策的变迁及特征 　　从1950年新中国首次招收来华留学生开始，来华留学教育管理体制就呈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其中具有变迁意义的有：1955年出台的《各人民民主国家来华留学生暂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给当时以对外友好交流为目的的来华留学生管理提供了依据；1962年批准的此领域第一个法规性文件――《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奠定了留学生依法管理的基石；1985年出台的《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为新形势下创造条件扩大规模提供可能；1989年《关于招收自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有关规定》一举将招生权下放到高校，开启来华留学生数量迅猛增加的势头[6]；2000年出台的《高等学校接收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9号令）给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提供法律保障；2010年推出的《留学中国计划》强调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来华留学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呈现以下4大特征。 　　一是在战略目的上，从政治外交属性回归到教育属性。来华留学的职能定位由最早的“尽国际主义义务”逐渐向加强留学生的规范管理靠近。1955年《办法》和1962年《条例》制定的目的在于履行“应尽的一项国际主义义务”、“促进我国同各国间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这一时期的政策强调友好交流和国际义务。1985年，《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认为，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促进我国同各国教育、科技、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合作，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这一政策扩大了来华留学生管理在非外交方面的意义。2000年发布的9号令将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目的界定为：增进我国与各国人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高等学校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加强对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工作的规范管理。从这一目的来看，来华留学生管理逐步回归到教育属性。 　　?留学生教育?1关于来华留学教育政策的审思 二是在管理主体上，从多头管理转变为以高校管理为主。1955年的《办法》中，来华留学生工作实行多部门共同负责制，以教育部为主，外交部、大使馆、高校各有职责分工。为做好工作，“高等教育部、外交部、对外文化联络局、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和有关学校等单位，在必要时得举行留学生工作联席会议，以利工作的配合”。1962年《条例》规定，管理主体上依然以教育部为主，但在接收学校和地区上，教育部开始明确要集中到主要城市的部分高校，高校开始担任管理角色。1985年《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中，在管理主体上，国家教委依然有着领导性地位，归口管理，外交部协同管理，但高校逐渐拥有主体地位。1989年，《关于招收自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有关规定》出台，首次明确有奖学金生招生资格的高等院校，可以自主接受留学生申请。2000年的9号令中，在教育部统筹的同时，管理来华留学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