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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运动敌饿Bourdieu的悬崖
理論與社會運動:不敵餓Bourdieu 的懸崖
吳永毅
First draft :2004/12/29
在台灣搞工運的時候,雖不是關鍵但又經常碰到的「內部的」爭議之一,就
是第一線知識分子和第二線知識分子的摩擦;所謂第一線知識分子是指直接參與
組織、專職於工運的知識分子,第二線知識分子是指支持、觀察或研究運動的知
識分子。不敢說它是關鍵問題,是因為工運畢竟不是知識分子作為全部成員的運
動,不論這個爭議是否解決,工運繼續進行,有時壯大,有時衰退。
不過這矛盾在激進知識分子之間,卻是一個(也許是)關鍵的矛盾,這矛盾
是:如果要改變社會,知識分子所選擇的位置到底有沒有優先順序?知識份子要
選擇在第一線還是第二線?還是一種「分工」(如Bourdieu 所說,1998:56)?如
果是分工,這兩種分工間的權力關係是什麼?怎麼和如何被決定?它既是理論如
何產生的知識論問題,也是知識份子參與政治運動角色的倫理問題。
尤其在台灣大部分的左翼知識分子不選擇第一線的工作,第一線「缺工」嚴
重的情況下,這個矛盾經常演變成尖銳的對立和敵意。更具體的描述衝突的場景
會是這樣的:第一線的工作者經常面臨第二線的知識份子,用理論的話語對運動
(特別是工運)提出「反思」、和所謂善意的批評,但關係上等於「指導」;第一
線工作者就會以狀似「反智」的話語指責第二線的知識份子脫離了現實,或用道
德標準要求其「下放」。我經常是代表「第一線」的當事人,認為衝突比表面現
象更深刻,但說不清楚(若不是今年讀了一點書又經常和同學辯論,肯定不能說
的像現在這樣清楚),把這個衝突的性質加以釐清,是我的論文任務之一。
將這個現象換成社會學的話語重新講過,應該是這樣的:如果理論指導行
動,那麼理論要如何產生?在脫離行動的情況下產生?還是在行動中產生?還是
折衷的,介於兩者之間的參與式研究產生?都可以?還是有優先順序?還是不同
層次的理論用不同的方法產生?
閱讀的四個人(六本書),分別在不同的光譜上:
Feagin
Paul Freire Bourdieu
行動 理論
產生 效果 行動
理論 理論 分離
Foucault
Freire 根本在闡述一個知識份子如何成為革命/行動者的理論;Feagin 沒有
推到那麼遠,他只是某種程度的想當然爾的確定了參與行動的研究比不參與行動
的研究更能服務於社會改造,但沒有觸及【行動者vs 研究者】和【行動知識vs
研究】的兩組關係 ;Bourdieu 的理論使他在右邊 ,但晚年他以 「公民」發表的理
論 ,又使他的位置移向Feagin (等會說明) ;福柯有兩個箭頭 ,因為他認為論述本
身就是行動,在理論上他比其他三個人都更將理論和行動或實踐合而為一 ,但實
際行動上卻比Bourdieu 更脫離現實上的各種社會實踐──公眾性的社會改造運
動。
另外常被提到的知識分子的位置的理論,但我們沒讀的 ,我猜想應該是這樣
的:薩依德Said 的「公眾知識分子」的位置,應該在Bourdieu 和Feagin 之間(雖
然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委員會的發言人,但他說他都不去參加會議 ,即不參加
組織生活);Gramsci 的有機知識分子應該與Freire 相疊。
Bourdieu 沒有處理,被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所具備的知識應該放置在何種位
置?包括社會運動的行動者的知識,應該放置在什麼位置?
他在 《反思與實踐》中對自己社會學研究的期許,是希望研究結果可以提供
給研究對象「像上診所求醫問藥那樣的來為自己服務」(中譯260 頁第二段第四
行);在他批判其他社會學者,和自以為可以優游於建制之外的先知型、大眾型、
無思型左派知識份子等等時,我的看法,是他把自己推向了第二線知識份子的最
左翼的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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