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人格结构的可能必然与完成对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学.DOC

儒道互补人格结构的可能、必然与完成——对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学考察（陈明） 对个体而言，知识分子人格结构是由所属文化之结构体系模塑而成。但是，如果把文化视为一宗历史的存在，从发生学上对它自身的结构加以把握，我们又不得不对这一文化所属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处于这一环境系中人这个文化创造主体的心灵之中，才能获得其全部意义。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集中体现在该文化的精英集团身上，士大夫被汤彤先生视为中国社会的主干。马克思·韦伯也所见略同，肯定士大夫乃是一个文化精英集团，并以他们为对象，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对人格结构进行考察，从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文化承担者附带知识分子的特点。 （一） 尽管士农工商并举，士却非独立的经济集团。他们来自社会其它阶层，通过一套共同认同的思想政治体系立足社会。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兼有西方历史上政府官僚和宗教僧侣的双重职能，既参与现实政治运作，又主持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务，如伦理教化等。这两种职能实际分属于二个不同领域（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行政事务与意识形态），二者综合不分是造成他们性格分裂的一个前提。 士阶层形成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独特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他们迥异于希腊那些文化事务专家的特点。前者忙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后者的兴趣则在对自然秩序的认识。 中国的文化是那种从原始民俗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原生文化。旧的公社组织形式被保持，血缘基础不曾打破。在思想领域，传统的观念也沿袭下来，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仍被视为天地作赐之民彝，不得忤逆。因此当春秋战国时期世衰道微，“上下无礼战虐并生”出自司徒之官（冯友兰谓之文士）以助人君明教化为职责的儒家学派继续文武周公道统，欲挽狂澜于既倒。它的领袖人物孔子孟子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匡正时弊，将远古道德教化的工具（礼）推向政治上层建筑，并且创立了这一使命之现实承担者士大夫的精神。 儒家那种政治思想可表述为德治主义：1〉政治权威须以道德为基础；2〉政治运作应以道德为根本；3〉政治目标应是道德秩序的确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描构。孔孟创立的士大夫精神则是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士尚志”就是要依据这一政治思想批判改造现实社会。孔子要求士大夫忧道中忧贪，谋道不谋食“，认为“不仕无义，行义以达道”。孟子进一步展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并且也规定了士的用世道路，“士之任也犹农之耕也”。用世志在“格君心之是非”。这种将身家性命与天下视为一体，志道行道的士大夫精神体现了当代社会学家所谓的知识分子本色即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也体现了先秦儒者那种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理想主义的自信与豪情。 从得治主义出发，儒家认为君主应是内圣外王的统一，即以修身为本，从人格修养中推衍出仁政王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治国平天下与修身更是互不可分，毋宁说国治天下平是修身的最高境界，仁的最高标志。所以，孔孟之道不仅是一种严整的政治哲学，也是一套完备的人生主张。 应该指出，士大夫精神所崇尚的道，就社会层面而言，是儒家那套政治理想的最高观念。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与专制社会的上层建筑只是因为其宗法色彩而贯通起来，成为官方钦定的道德教化和行政管理的手段工具，并没成为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因为事实上，正如现代政治学所指出的，“任何政治团体以及团体领导者有关团体决策的行为，基本上是不道德和非理性（指实质理性而非工具理性）的。自利是一切团体、阶级、国家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更是以行政权利支配社会为特点。而士大夫精神却要求士以道为最高价值圭臬，以儒家设计描构的文化秩序规范现实的政治秩序。这样，当士以官僚和僧侣的双重身份介于社会，必然导致他们和统治者的紧张关系和自身心灵中的观念冲突。 确实，士是官僚政治的主要来源，治天下之人多处于学校。但系统的属性主要地不是决定于元素，而是决定与结构。我国封建社会是官僚政治和专制政治双轨并存，但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副产品和补充物”。最高决策权属于皇居一系。所谓国家大事就是如何维持帝王家族万世一系，严酷的现实不仅决定了士大夫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必然与现存政治秩序冲突，并且也决定了他们在这冲突中的必然失败。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由儒家士大夫精神熏染出来的古代知识分子在走向社会，追求自己人生目标受挫之后的人格心理会有怎样的变化。 弗洛依德心理学告诉我们，个体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系统组成。本我是人作为生物长期进化的产物而先天具有的本能欲望等。它不受逻辑法则约束，也不具有诸如道德等方面的因素；它是建立人格的基础。超我是个体成长社会化的产物，于某种观念系统如价值观道德观等的内化。自我则是人在与外界交往中形成的一个新的心理系统，是超我与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