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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权力的垄断及其治理 　　摘要：学术权力的运行状况一直是反映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所在。近年来基于政策驱动、制度约束与体制松绑等“组合拳”作用，我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已经由原来冲突与制衡的“显性表现”过渡到交融与联盟的“隐形延伸”。其中，以学术权贵为代表的学术生态情境成为学术权力异化逻辑的集中体现。窥探基于“知识―权力―资本”交织的学术权贵现象，诠释学术圈子江湖化、学术位阶行政化、学术管理市场化、学术资源私利化以及学术风气庸俗化所展现的学术权力寻租本质与垄断趋势，有助于从学术权力配置、优化学术组织形态、建立独立学术评价体系、形成法理规约与学术退出机制以及知识精英本位文化构建等多维度认识及设计治理学术权力“变种”的路径。 　　关键词：学术权贵；学术权力；垄断；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1]，实际上既是在为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提供方向和思路，也是对破解大学权力配置难题作出的积极回应，即通过政府的简政放权和优化办学自主权来推动大学权力的健康运行。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当前我国大学的学术权力是在政府试图为大学创造一个非行政化的外部环境中来运行，但实际却胶合着大学组织内部的行政权力的强力作用，这极易使得基于学者权威和学术组织为基础的学术行为活动产生权力变种，学术权贵就是其中一种颇为隐秘且典型的代表。剖析和治理学术权贵问题，不仅是优化大学学术生态的着力点，同时也可为大学权力分类、规范大学权力运行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现实素材参照。 　　一、学术权贵探视：一种学术权力的乱象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多个相对独立的场域，比如文学场域、艺术场域、宗教场域、大学场域等等[2]，尽管任何一个场域都受到元场域（如权力场域）的制约与影响，但基本都会经历一个自主斗争以摆脱受制于政治经济权力的历程。无论是中世纪大学积极寻求逃离教会控制，还是德国洪堡试图走出国家权力干扰，都彰显了对大学场域学术独立性的根本诉求。由此可以断定的是，任何一个场域越是具备自主性，其内部的逻辑越能得到共同体的遵守，外部权力越难以渗透。 　　然而反观当下中国的大学场域，尽管政府在逐步地给大学赋权，但是行政权力延伸和转移的性质决定了无法形成真正独立意义上的大学逻辑。相反，这些改革还形成了新的困境：由于长期受到政治经济逻辑的制约与影响，我国大学组织内部缺乏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理念，加之权力运行的机制不健全，自身“发育未足”的情况下若再承接过多的自主权力，很容易形成权力乱象。现实中的一些知识精英成为权势和资本的附庸，甚至主动投怀送抱，把学术作为利益交换的砝码，由此所产生的基于“知识积累―权力集聚―资本集合”的过程，成为了学术权贵化的重要表征。那么，学术权贵的特质到底是什么？有学者则指出，“学术权贵是指那些占据学术系统的要津，对学术资源具有分配权和对学术活动具有主导权的学者”[3]。从本质上而言，这是一种大学权力“变种”后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混合体，看似行政权力被削弱，学术权力被强化，实际上削弱的是无关紧要的“权力转移”，强化的则是无关痛痒的“权力承接”，诸如官学互动、学商协同之类的在程序合法、制度合理外衣下的“权力变种”过程，即所谓的学术权贵化特征倾向。 　　显而易见，学术权贵并非独处于大学权力场域，这种权变型的学术权力是依附于政治经济权力逻辑而存在的。更为严重的是，当学术权力接受行政权力“供给”演变到学术权力“反哺”行政权力时，学术权贵必将以更隐秘的方式渗透到大学的权力决策系统中去，进而以非正常的手段挤占学术空间，攫取学术资源，最终会弱化和碎裂学术共同体。因此，厘清学术权贵的不同存在形式，揭示其形成的不同路径，是匡扶学术生态、避免学术生存两极分化以及优化学术权力健康运行的前置性条件。 　　二、学术权贵形成：学术权力的寻租垄断 　　?教育管理?1大学学术权力的垄断及其治理通过上述?ρ?术权贵内涵及本质的分析，我们可以在现实大学场域中梳理出学术权贵成长的路线图：例如一个较有潜力的青年学者，破格晋升职称的同时，由于年龄的优势，他很自然当选各类人才，即入了“学术圈”；正由于有这样的资本，他比其他同事更有资格成为“政府津贴享受者 ”等特殊人才，更容易推举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进而成为校（院）系领导、甚至成为国务院或部委某个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学术或行政位置“通吃”，各种项目经费和“成果”也在不断地交替式向其涌来，此时，假使他利用所掌握的资源来扩大在学术界的影响力，那么形成学术权贵和学术贫民的强弱壁垒是非常简单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常规或比较简单的知识精英积累、吸纳、独占资源发展成学术权贵的过程。从一个更系统、宏观的视野来看，学术权贵的形成，其脉络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