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下]—对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关联性的一个宏观勾画.docVIP

　　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下]—对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关联性的一个宏观勾画 科学以它经验的观察，可重复的试验，精确的数据，建立起来科学研究共同体自我确认的、确实的可靠感和确定性。这对于曾经深陷在怀疑论、甚至不可知论“泥潭”里的人类来说，几乎解决了人类有史以来对确定性问题的自我怀疑。因为在以往，对于我们所确定的某种规范性陈述，在被另一种规范性陈述所推翻之后，我们常常只能感叹地说：哎呀！这东西原来错了！现在，社会科学对大家保证说，这种尴尬我们不会再经历了：因为确定性来自于科学论证和数量统计支持！而不是强势的规范陈述！强势的形势改变了，你就得按照强势的新结构重新认知。那认知的随强势改变而改变的尴尬就具有着某种必然性。 似乎这可以从我们中国人的现代生活经历上得到证实。比如毛泽东时期，实行毛式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说毛式社会主义很正确。大家热情高涨，全力投入。但是后来政治家说“那时”错了。那时错了，我们就批判吧。而对于“这时”正确的邓小平来说，他提出的两论，曾经引导改革开放走向相当成功的境地。但是，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们，两论也很危险。猫论、摸论，可能抓对、摸对，也可能瞎摸、乱撞。偌大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怎么能这样走呢？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有科学的设计以及长远的规划，怎么能以那么简单、乃至儿戏的猫论、摸论来指导呢？又错了！如今在干嘛呢？我们又在寻求新的国家指导思想了！而经历过三番五次的类似变化的我们，可能醒悟到这些规范式的政治陈述可靠性有限。我们就会开始努力寻找“可靠的”政治言述。 所以，从政治理论的演变上，也从政治生活的体验上，都可以看出，一切规范的陈述带给我们的确定性是严重不足的。只有科学，带给我们的确定性，使我们有一种可靠感。那是一种什么可靠感呢？那是一种依靠冰凉的数据代替感性的判断，而产生出来的可靠感。请问，当你认定任何个人，不论他多么英明、多么伟大、多么神武，他的政治判断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时候，你不信这个冰凉的数字，你能信什么？一切个人的、主观的判断都是带有感情的。感情的判断，给人的确切可靠感，就必然是弱的。而只有不带感情的判断，才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于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主力学科之一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兴起了，它代替了传统规范方法主导的政治学(politics)的地位。政治科学发挥到极致，建立在实证调查、概率统计基础上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占据了政治理论研究方法的统治地位。统计的基础，是调查。调查的方法，就是随机抽样、实地访谈的方法。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研究格局？就是因为这样的研究太客观了，太具有可信性了！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科学本身在强调自己客观性的同时，其实也就是把此前的整个政治思想悬搁起来了。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原来的古典政治理论或者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也就成为“过去的”政治理论。这样，它为我们提供的种种价值论证也就被悬搁了起来。如此，我们可以做的政治学研究工作，就是统计，就是调查，就是访问。我们依靠这些来判断政治活动中谁是谁，谁支持谁，谁反对谁。这样一种价值中立基础上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强调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对政治生活合法性、正当性的判断，变成了数字游戏。如果以前是认为好的，现在则变成了大数字支持的，否则就不能认为是好的。 而这个数字游戏，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理解政治生活，不仅仅是理解政治生活而且是组织政治生活的基本途径。像韦伯这样的政治学家，如果一旦去竞选市长、州长、总统，他就得先放弃自己对于统治合法类型问题的思考，去追求大数字的支持。假设他知道自己的当选率低于百分之十，对手的当选率是百分之八十，那他自己就知道是彻底没希望了，而不是去从规范意义上为自己“应当”当选辩护。这种辩护，没有任何意义，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假如完全没有希望，还要顽强地参加竞选，那就只是参与一个好玩的政治游戏而已。比如美国的大富豪佩罗特，成立一个改革党，他就是建立在“你能参加竞选，我也能参加竞选”的想法基础上，投入到竞选之中的。他当然会觉得自己在政治正当性上应当具有比台上政治家更多的底气。但是，他只能觉得参与总统竞选真过瘾，过把瘾就行，至于输赢，就保证不了什么了。因为数据表明，他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所以这一个数据，就已经具有选择和组织政治生活的支配性。而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绝对性的东西，可以根本不予关注。这种思路一旦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政治科学家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坚定地预测，昂扬地分析，自信地断定。 其实，在社会科学提出的我们理解政治的思路的时候，我们是处于一种两难状态。什么一种两难状态？我们对于数字处于信赖与不信赖的两难状态。 一方面，我们基于对数字的信任，认定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完全超越了古典社会。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在政治科学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