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方祈雨考述.doc

古代官方祈雨考述 2013-08-29 10:58:42?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2月，第34卷第1期?郭宏珍 祈雨是古代农业社会重要的祭祀与礼仪活动，为历来的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官方祈雨尤其是王室的雩祀与王朝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祈雨的本质是原始信仰，通过宏伟的祭坛、丰盛的祭品、壮观的舞乐、殷切的祈祷以及肃穆的氛围等一系列仪式化的符号和象征行为，祭祀天帝及相关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此而言，不管是百姓的祭祀行为，还是官吏的祈祷活动，或者是国家的宏大典礼；也不管是成汤祈祷于桑林，还是周代的女巫帅舞，或是董仲舒繁杂和系统的祭仪，其文化内涵在传统文化中都能找到原型；由民众的祭到官吏的祈再到统治者的礼，其基本要素和理念都是互通的，具有共同的溯源和发展过程。 一、古代官方祈雨的不同形式 　　关于古代官方祈雨的最早记载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它反映了殷王室祈雨活动：“帝及今四月命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命雨。”［1］ “甲子卜，其求雨于东方。”［2］此后，祈雨始终与农业社会王朝的命运相始终，并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充实，发展为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祈雨文化。根据旱灾发生的地点、规模和祈雨组织与参与者的身份，古代官方的祈雨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并分别对应不同层次的神灵祈祀。 　　第一，地方官吏主持的祈雨。古代的郡县官吏每年要及时上报郡况县情，其中包括雨水的多寡状况，在可能发生旱灾而耽误农物耕种和成长的情况下，要按照指令和规定祈雨。《礼记·月令》：“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汉代“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3］。一般而言，地方郡县祈雨是因时而宜相机进行的，在特殊情况下，例如郡县大旱引起了中央注意，则由皇帝下诏举行。后汉孝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河南、三辅大旱，“下司隶、河南祷祀河神、名山、大泽。”［3］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久旱不雨，下诏令“诸旱处广加祈请”［4］。宋宁宗“以旱命诸路州县祷雨”［5］。 　　郡县祈雨的对象通常是属境内名山、大渎以及风伯、雨师等自然神灵及社庙、先贤祠庙、佛寺道观等。山林川泽是雨水的涵源地，社稷先人可以为祈雨提供神力。“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6］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天旱无雨，下诏各州郡在辖界内洒扫祭祀大小神明。北周于翼任安州总管期间曾派员祀祭白兆山祈雨。宋代射洪令张士逊“祷雨白崖山陆使君祠”，又“祷欧阳太守庙”［5］。元明宗天历二年（1329年），张养浩赴任陕西行台中丞，其时关中大旱，他“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及到官，复祷于社坛。”［7］ 　　以农为本，为百谷祈甘雨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常常与其政绩、考核密切联系，“祷雨辄应”、“祷雨即沛”、“竭诚祷雨”等评述可能会写入其任职履历，所以他们都会竭力而为，甚至会因为意外或获病而死亡。唐代咸通年间，江阳县大旱，县令“以身祷雨赴水死。”［8］宋孝宗年间，知衢州王悦“以盛暑祷雨、蔬食减膳、忧勤致疾而死。”［5］清光绪八年（1882年），扬州知府何金寿“祷雨中暍，病卒。”［9］清嘉庆年间方履篯为令闽中，“会旱，祷雨烈日中，体丰硕，中暑卒。”［9］相反，历史上也有一些贻笑史册的极端事例。北魏奚康生任相州刺史，天旱到西门豹祠祈雨，“不获，令吏取豹舌”［10］；南安王元桢入邺城，“祈雨于群神”而未获，怒而鞭打石虎之偶像以泄愤。北齐文宣帝因“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11］洪武二年（1369年）松陵天旱，“太守陈府公初下车，首诣瞿昙祠求雨，十日不降，守怒，欲焚昙象。”［12］ 　　郡县祈雨的主要内容是祈祷，同时，由于祈雨也动员全郡县百姓参与，即所谓的家人“祠户”、“祠灶”、“祠中溜”、“祠门”、“祠井”，因此也包含了祭祀等民俗文化意义；另外，即使是官吏的祈祷，也不排除部分祭仪的存在，如社祭、四方祭、门祭、市祭、山泉祭、桥道祭和报祭等［3］。可以说，郡县祈雨的基本特征是喻祈于祭。 　 第二，中央有司组织和主持的祈雨。古代中央有管理祭祀礼仪的专门机构，祈雨是其职责之一。按照礼制规定，西周有司祈雨的对象是山川等自然神灵和诸侯、百官、卿士等上公以下的古圣先贤，如相传为共工之子、被后世祀为后土之神的句龙及土谷之神社稷等。汉代太常履行祈雨职责，唐代以后由礼部司管，祈祀对象也主要是岳镇海渎等自然神灵和社稷宗庙等祖先神灵；有时因受皇帝命令或委托，有司祈祀对象还扩展到天、地等大神，《汉旧仪》：“求雨，太常祷天地、宗庙、社稷、山川以赛。”［3］金章宗“命有司祈雨”，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 　　有司之外，常见有宰臣、百官受命祈雨。汉代设“开三府请雨使者”参与相关祈雨事宜，还令“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3］；汉武帝“令百官求雨”。后周太祖“分命群臣祷雨”；后梁太祖“宣宰臣各赴望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