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革命” ——西方“革命学”研究历程.docVIP

　　多维视野中的“革命” ——西方“革命学”研究历程 【标题eo-patrimonial State)。[13] (p72)实际上，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曾广泛存在，尤其是在非洲更甚。卡翁达时代的赞比亚和恩克鲁玛时代的加纳，其“经济手段成了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在赞比亚，联合国民独立党和“它建立的制度给高级政治家、官员、商人、职业精英，其中包括军事人员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恩克鲁玛领导的人民大会党，对“不支持党的官员予以撤换，同时在新的经济洪流中，涌现了一批幸运者，除公职人员外，还有商人与企业家。他们主要是依赖政府而不是依赖市场，其结果是他们支持政府，政府作为回报给他们实惠”。[14] (p227～229) 总之，由于精英与政府之间在税收、腐败以及对精英人物的打击迫害等问题上，使精英产生不满情绪，使冲突产生。正由于这些国家在结构上存在的冲突，使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群众反抗行为，哪怕是小范围的，都惊慌失措。恰在这一问题上表明国家功能的削弱或瘫痪。当精英的对抗行为与群众反抗行动交织在一起时，一场大规模的革命就会爆发。 作为革命洪流的一个组成部分，群众反抗行为是所有革命学者必须研究的内容之一。群众反抗行动包括暴动、起义、骚乱、哗变、暴乱、罢工等。从参与者的阶级(阶层)属性来说，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一直是群众反抗行为的主体。因此，把群众反抗行动大致分为农民起义和城市工人起义两大类。 农民作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劳动者主体，不仅意味着职业性质的落后和原始，而且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下，一直就是作为被压迫者而存在的。他们控制土地的力量小，数量少，且必须向地主和国家承担大量税收、地租和徭役。在农业社会里，反对经济负担和土地兼并就像工业社会里的工人为了改善地位而罢工同样普遍。农民起义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农民团结程度、农民计划能力和地主阶级脆弱性等几个因素是否同时存在。农民起义直接根源于他们对地主侵占农民耕地、税收和地租加重或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馑、战祸等产生的不满情绪。换言之，当农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受到外来力量(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的破坏，就会引起强烈的迷茫感和怨恨心理。马丁·斯图亚特—福克斯(Martin Stuart-Fox)在探讨20世纪为什么农民革命多集中于亚洲地区时，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对农民来说是中断其生活轨迹，迷失其生活方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耻辱感，特别是对殖民主义军事失败之后。[15] (p171～173)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提高而又受到挫折，而是出于维护其习惯的权利或恢复其被破坏的习惯的权利而以反抗行为作为其防守性措施。农民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对革命采取的态度，还影响精英—农民之间互相作用的性质，精英的目标只有在农民的世界观里才能有效地交流。为此，他提出了农业社会的“道德经济”说(Moral economy)。[16] (p25) 但光有农民普遍的不满心理还是不够的，还要看他们的不满是否得到同情，其不满心理是否朝同一个目标上聚集。当国家在其统治区域内大面积地加重负担或土地兼并的范围急剧扩大时，不满心理就会朝一个明显的目标上聚集。一个地区内大部分农民负担相对较轻或土地兼并份额较小，尽管有部分农民处境十分悲惨，这个地区也不会发生农民起义。 其次，农民起义能否成功还要看农民是否拥有计划和组织行动能力。传统上有自我管理机构(self-governed body)的地区，农民一般具有组织和计划能力。沙皇时代的农村公社和墨西哥的印地安农村即具有良好的自我管理机构。而生活在地主本人或者其代理人(监工)严密监视下的地区，其农民一般不具备上述能力。如16世纪的英国、17世纪的德国东部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庄园经济盛行的地区，基本上没有大的农民起义，原因即在于此。杰弗利·皮格(Jeffery Paige)认为，农业生产以佃农或租赁耕种方式为主的地区最易爆发(农民)革命。[17] (p41) 再次，地主阶级的脆弱性也是农民起义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地主阶级自身拥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各种资源，如武装、组织机构等，那么他们在不需要国家的帮助下就能镇压农民起义；即使国家暂时无能为力，地主阶级也可以维持本阶级的权力和地位。有时候，地主阶级还利用农民反抗或者出于自身利益联合农民与国家对抗。而在地主阶级几乎全部依赖国家中央军队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地区，他们就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尤其是当国家陷入战争或经济困难无暇提供帮助时，地主阶级可谓不堪一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地主和1788～1789年法国地主面对农民起义既得不到国家的帮助，也无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结果是农民起义在整个农村地区蔓延。 但农民起义向农民革命转变则需要非农民阶级的外在中介。农民意识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