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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要重建教育的人文主义价值 2017-06-10?杨东平?中国教育研究 应试教育，顾名思义，是一种“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不考不教，评价上唯分数、唯升学率；与考试无关、难以考核的人格养成、个性发展、社会关怀、乃至音体美等内容被架空虚置，从而背离了教育树人育人的内涵。改革应试教育，是基础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任务。 应试教育在改变吗？ 我国从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开始，就一直在倡导素质教育，至今已有十几年了。如何评价当前基础教育的变化，是在改善之中还是继续恶化？我认为不能说完全没有改变，变化是有的。由于强调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取消奥数竞争，改革了小升初的考试，小学的教育生态有所改善，择校、奥数、学科竞赛等正在隐蔽化。但是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现实，仍然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 应试教育不仅强度越来越大，难度也越来越高，对熟练程度、解题速度的要求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对”，“刷题”已经成为学习、复习的代名词，高三花整整一年，初三花半年以上的时间，进行记忆力、解题技巧和速度的应试训练。事实上，所有大学导师、高中教师都很难通过高考，即便通过高考的大一、大二学生，再次考试时也很难胜出。评价的扭曲使得“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已经成为一种正式评价，而在十年前这一说法刚出现时，大家只是作为一个笑谈。应试教育“做大做强”的趋势，突出表现为“超级中学”的崛起，曾经显赫一时的“县一中”现象已经消失，一些学校的极端模式正在走向全国。 应试教育的另一新形态，是借助互联网的数字化生存——以教育创新的名义。“互联网+”教育的最显著表现是资本强势进入教育市场，教育培训成为资本逐利的火爆战场，将更多的教育资源不足地区的儿童裹挟进来，使用电子白板、大数据使应试训练更为精细化、精确化，营造全天候的学习环境使应试训练变得更为便捷和有趣。问题是，它并未脱离某种窠臼：将教育窄化为教学，将教学窄化为应试训练，其实际的关注还是分数和知识点，显示的是在关键教育制度（考试评价制度、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环境、教育文化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单纯的课程改革和教育技术对基础教育的整体改善作用是有限的。 应试教育为什么有效 一些“超级中学”对自己的教学成绩很自豪，向批评它们的学校和同行叫板：不服来比一比，谁的学习成绩更好，升学率更高？然而，教育真正需要比较的不是考试分数，而是学生走上社会的适应性、创造力和生活幸福感。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杂技团经过严格训练的猴子、小狗能够走钢丝、钻火圈，有多少人愿意选择这种成功？ 对“中国式教学”，包括“超级中学”在应试上的显著成效，我们需要认真辨析。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主的应试教育，在教学模式上实行的是一种“直接性教学”。其指导理论主要不是来自儿童发展理论，而是建立在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的理论基础上，依据行为研究和如何达成有效训练的研究，控制学习者可以被测量和观察的行为，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部分（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它的重要概念是塑造、模仿、练习、回馈和强化。 与之相反的是具有建构性的生成性教学，是师生依据已有经验与现场互动的新信息逐渐生成、共同建构的教学过程，具有一定的现场性和随机性。国外教学实验结果显示，直接性教学对达成目标的实效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但并未被追捧，而是被有限地使用在语言教学等领域。相反，通过讨论、阅读、交流获得经验的学习过程，这种平淡无奇的“低效课堂”才是主流。这是因为两者的教学目标完全不同。后者关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教学效果，不是知识点和“提分”，而是学会学习和合作、阅读习惯的养成、知识系统的构建、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等。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中国“学霸”在更重视研究能力的研究生阶段和职场中便相形见绌。 应试教育不仅是一种以重复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还因有统一教材、标准答案和唯分数的评价制度，形成一种大一统、强控制、高竞争的制度。在全国统一的高考、省级统一的学业水平考试之外，还有区县一级的统考统测。学校内部则有日测、周考、月考的制度，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在全市、全区、全年级的排名，升学率和分数标准与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和工资直接挂钩。这种强控制、高竞争、高评价的制度模式，通过升学率对学校、教师、学生实行捆绑，让师生在这种高压下超负荷地高速运转，完全没有来自家长、教师、学术和任何方面的制约和制衡的力量。 今天的问题是，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全民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应试教育为什么仍然强劲，难以改变？多年来，对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解释，主要是高考指挥棒、文化传统、独生子女政策、就业竞争等。后者其实主要是一种社会背景，并不会直接传递到义务教育。对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似乎也夸大了，这是因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瓶颈比现在狭窄得多，小学教育大致还是正常的。可见，影响小学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