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大多数德国人的认知与行为.ppt

传统社会中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大众传播时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亚洲人民的抗议活动 * * —— D组制作 客观环境 环境认知 人的行为 旧石器时代人类还只能制造简单的石器，通过狩猎和采集维持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维持着家族内部的关系。在血缘家族内部，婚姻按照辈数来划分，同一辈分的人互为夫妻。而在不同辈分之间则不通婚。这样一个家族就是一个社会集团和生产单位。 在他们这样的一个群体中人们互相认识，对事物都保持着经验的接触。人们对环境的认识和把握还是建立在“第一手信息”的基础之上。 返回 客观环境 信息环境 环境认知 人的行为 反面事例—— 日本教科书事件（即日本对待二战的态度） 正面事例—— 德国战后的谢罪（即德国对待二战的态度） 事件回顾： 日本的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日本文部省从战后初期就设立了通过行政手段审查教科书内容的体制，特别是在日本的对外侵略问题上，经常以否认战争的侵略性导向进行露骨地介入。 1982年，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要求把描述日本侵略历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删改，激起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第一次教科书问题的波澜。 1986年，日本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炮制的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高中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省审定合格，再次引起日本在野党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中国、朝鲜、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也纷纷谴责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酿成了第二次教科书问题波澜。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内容也从80年代中期起不断改善。教科书内容的改善引起了右翼势力的强烈不满。 2000年4月，由该会主导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提交文部省审定。由于该书露骨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宣扬皇国史观，否认和淡化日本的侵略罪行，文部省迫于国内外正义舆论的压力，要求对书稿中137处明显错误的记述进行修改。 编撰会撰写的2006年度版本，在审查过程中共做出各类修改124处，但该教科书歪曲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基调并没有改变。 例如，原来七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中都有随军慰安妇的记述，但新版本中记述的只有三家，而且只有一家使用慰安妇，其他两家变成了慰安设施；原有四家出版社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一词汇，其中两家改为南京事件，正文中原有三家使用了屠杀一词，新版本也都改成了杀害、杀了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人数，原来六家出版社写着包括妇女儿童约20万人等，但新版本保留具体数字的只剩两家，其他修改为大量的、许多的。另外，有意识地将侵略改为进出等，是各出版社版本的共同倾向。 在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时代，日本政府通过美化侵略，创造了这么一个信息环境，扭曲了历史，使得日本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产生对真实环境一种错误的认知。同时人的认知和行为又对客观环境产生影响，导致日本右翼势力猖獗，对侵略战争始终都没有一种正确的认识。 返回 1970年12月7日，大雪过后东欧最寒冷的一天。刚刚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 勃兰特197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当时采取这一出人意外的行动的感受。他说：“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去承担。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勃兰特流亡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斗争），但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那天早晨醒来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献完花圈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就是下意识吧！”  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曾经亲自去波兰，为刻有下跪谢罪情景的勃兰特纪念碑揭幕。德国还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勃兰登堡门附近建立由2700根方柱组成的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这使得希特勒后裔也因为强烈耻辱感而决定永不结婚生育，让那个罪恶家族断种绝根。 纪念反法西斯6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