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权的关系.DOC

论清代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权的关系 清代中期，在江苏布政司的苏州、松江和常州三府，义庄不断地出现，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赞扬。嘉道时期学者、常州江阴人李兆洛说设立义庄，厚待同祖的叔伯弟兄，使人人得尽自己的义务，真是“今俗之逾于古者也”。比他稍晚的苏州吴县人冯桂芬说：“事有创自晚近，不必为三代之法而转足以维三代之法之穷者，士大夫家之建义庄是也”。然而义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为什么这个时期它有较多的出现，它起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反映了何种历史趋势，理清这一问题，对于了解清中叶的历史将是有作用的。 一、义庄遍布苏、松、常三府 义庄，最早出现在北宋。宋仁宗皇祐中（1049—1054年），知杭州事范仲淹在家乡江苏吴县，“置义庄”，“以赡族人”，开创了设立义庄的先例。自此以后，义庄陆续地出现。南宋初年，平章政事张浚“置义庄，以赡宗族之贫者”。元代，婺州永康吕文遂的祖辈“立义田，以食族人”。宋、元两代，义庄偶尔出现，是其开创时期。到明代，义庄有所发展，数量增多了，有的规模还比较大。如明孝宗朝首辅徐溥在常州宜兴“置义田八百亩，赡宗族”，皇帝特免其徭役。明神宗时首辅申时行致仕后，在苏州以一千一百多亩土地设立义庄。同时期，他的同乡佥事沈玷、吴之良、沈德仁等分别建立了各自宗族的义庄。在无锡，翰林院侍读吴情置吴氏义庄，华云置华氏义庄，在这个地区建立义庄，成为一股热潮。 明、清的易代，使义庄发展中断了，到乾隆年间，官僚地主又开始重视义庄的建设。他们把建立义庄当作实现最高尚道德准则的神圣事业。乾隆时礼部侍郎沈德潜说，欧阳修给范仲淹作神道碑，不写创建义庄的事情，显然是因他政绩多，这件事算不了什么；但是沈德潜不以为然，他强调说，“尊祖敬宗收族莫善于此”。这表明清朝人比写作《宋史》的元朝人更认识到义庄的重要性。乾嘉学者钱大昕讴歌范仲淹，称他“义田遗泽尚如新，古貌依稀佛地人”；又说范氏义庄建立已经七百年，“其规条具在，可谓善之善者也”。还有人把范仲淹建义庄编成歌谣，定为祖训，进行传颂：“子孙贵盛，家门之幸。当思范公，顾恤同姓……”。于是一些有条件的人纷纷设置义庄，一些条件不足的人在准备条件，或者指令后人完成，有的人刚在修理祠堂就打算设义庄了。 随着社会上层对义庄的重视，义庄的建立增多了。李兆洛说义庄“至今而几遍天下”，冯桂芬也说“今义庄之设普天下”。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建立得更多一些。 苏州是义庄的策源地，又比别处为多。作为楷模的范氏义庄，后来的族人不断经营。雍正七年（1729年），大同知府范瑶增置田一千亩，使该庄土地达到三千亩之多；乾嘉时编修范来宗加以整顿，增田一千八百亩，市廛百余所，每年有一万两银子的收入。在范氏义庄整顿扩建的同时，苏州及其邻郡松江、常州相继效尤。现据民国《吴县志》、光绪《锡金县志》、光绪《常昭合志稿》、《国朝先正事略》、沈德潜的《归愚文钞余集》、光绪《奉贤县志》、嘉庆《松江府志》、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邓琳的《虞乡志略》、彭绍升的《二林居集》、《毗陵薛墅吴氏家谱》、道光《江阴县志》、李兆洛的《养一斋文集》、光绪《黎里续志》、任兆麟的《有竹居集》、同治《上海县志》、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民国《黄埭志》及俞樾的《春在堂全书》等书记载，从康熙时期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苏、松、常三府出现的大大小小义庄计二百多个。最大的系吴县范氏义庄，占田三千亩，最小的系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庄的无锡怀仁周氏义庄，占田一百一十二亩。从中不难看出，在义庄遍天下之时，苏、松、常三府的义庄具有为数多和其他一些特点： 其一，非官僚人士建庄增多。 清朝以前义庄的建立者大都是大官僚，如范仲淹、张浚、徐溥、申时行等都是宰辅。但是，到清中叶及其后，许多义庄的建设者并非都是官僚地主，家族也不都是望族，而是所谓“素族”。 其二，清中叶是义庄发展时期，而清朝晚期达到发展高潮。 从整个清代看，清初义庄设立很少，中期的雍、乾、嘉、道（前二十年）计为七十五个，是发展时期，鸦片战争后继续发展，同治、光绪时期达到高潮。 清中叶苏、松、常三府有七十多个义庄，数目不算多，却占有土地不少，一般的为一千亩，多的至二三千亩，少的也有数百亩。每一义庄，就是一个大土地拥有者。把它们的土地合起来，也很可观。如元和县九家义庄，土地总计为一百零五顷余，该县的耕地在乾隆年间是六千一百六十六顷，义庄土地占到总耕地的百分之一点七。又如长洲县七家义庄，有土地七十八顷余，占该县总耕地七千一百七十八顷的百分之一点一。以少数人口的家族占到这样的比例，其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 纵观义庄的发展，在清中叶的苏、松、常，它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成分。但是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它所占的比重毕竟还是微小的，因此不能夸大它的地位。 其三，义庄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