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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李 倩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理想子女数 目方面，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呈现 出一种随 年代发展而逐渐下降的趋势。与数量偏好的变化相 比，性别偏好的变化则显得较为 缓慢和滞后 。我国已经从被动的低生育状态转向自觉 自愿的低生育状态 。由于中 国现行生育政策在各地区的差异性，造成了地区间的生育率不同，也造成了人 口素质 方面的差异。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文化教育水平落后 ，不利于孩子的发展和综合素质 的提高，反而可以多生育孩子；而我国城镇地区社会经济条件较好，对孩子的培养投 资也相对较 多，但却受到国家生育政策的严格控制。长此以往 ，低素质人 口所 占比例 扩大、高素质人 口比例缩小，这种情况显然违背了社会 良性发展的终极 目标。 在中国，传统的继嗣思想根深蒂固，生儿育女也 自然是关乎家庭血脉传承的重要大事。自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出台，“生孩子”从家庭中的个体事件一跃成为国家的 重大决策。人 口是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相关调查数据清晰地告诉我们：在不到30年 的时间内，中国实现了生育的历史性转变：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 “低出生、低死亡、低 增长”，标志人 口增长水平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O年代初的5．4下降到2000年的1．8， 并稳定至今，比其他发展中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杨玉华，2007)。 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成就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譬如违反 自然规律的性 别比例失衡、来势汹汹的老龄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养老金缺口、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等等。 20世纪50年代的 “两种生产理论”大讨论，揭开了生育政策研究的序幕。当时社会主义 经典理论强调 “社会主义不存在相对人 口过剩，它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 口规律”，主张控制人 口的马寅初先生被扣上 “中国的马尔萨斯”的帽子受到批判 (穆光宗，2006)。 到2O世纪7O年代中期为止，鉴于解放后我国人 口急剧膨胀的严峻形势，当时政府和绝大 多数学者取得共识，国家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地把人 口增长率降下来 (冯玉平，2007)。 进入2O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快速下降，再加上人 口老龄化速度 的明显加快，人 口学者开始思考中国的生育率是否 “越低越好”。在联合国人 口基金和国家计 划生育委员会的支持下，分别在 1994和 1995年以“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 口问题及其 对策”为主题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和一次座谈会。研究提示：追求生育率的过快 下降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政府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及早采取措施。一些学者开始呼吁 “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乔晓春、任强，2006)。 迈进二十一世纪，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除少数学者坚持控制生育数量，坚持一 胎政策(李小平，2007)，学者们多数支持生育政策应该逐步改革，适当开放二胎政策，以调节 相对过低的生育率。(曾毅，2006；冯玉平，2007；穆光宗，2006；乔晓春、任强，2006)。 · 55 · 不能一刀切、不能永远搞下去，这是一代人的政策。弹指一挥间，25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来讨 论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也许是历史的必然(穆光宗 ，2006)。事实上，各类统计数据也证明了 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官方报道的总和生育率(实际生育水平)是 1．8；调查的意愿生育水平是 2．03。显然，二者之间有些差距，但都在更替水平以下(更替水平，是指足以维持人 口世代更 替，人数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水平。在当代经济条件下，一般认为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 子，亦即总和生育率等于2．1时，就达到生育更替水平)。政策生育水平低，实际生育水平就 会低。而实际生育水平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是很危险的(冯玉平 ，2007)。世界上绝大多数 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他们惧怕的不是人 口多而是人 口少。人 口规模不大导致国际地 位不高；老龄化程度严重导致社会保障压力巨大；消费需求低下而影响经济增长；劳动力成本 高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等等。有研究表明，日本近十余年来经济增长的停滞不 前，其根源就在于以往 日本生育率下降得太快导致 目前出现快速的人 口老龄化 (乔晓春、任 强，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