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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抗艾网络筹备组 关于完善选举规则促进女性参与的建议 尊敬的蔡教授及CCM换届选举独立顾问组： 全球基金进入中国以来，为中国的女性感染者带来了变化和希望，推动了女性感染者更大程度参与，推动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女性组织（包括女性感染者组织和为受艾滋病影响女性服务的组织，下同）的成熟和发展，但女性和女性组织在全球基金事务中的参与程度、政策影响力和监督作用还远远不足。 我们认识到：要更好地促进女性对全球基金的参与，维护女性感染者和女性组织的权益，并增强女性在政策方面的影响力，只有更多的将性别观点纳入全球基金，在全球基金工作中提高性别敏感性，建设有利于女性参与的工作环境。 在全球基金CCM新一轮换届选举开始之际，我们建议完善选举规则，确保女性在全球基金组织架构中更多参与。 具体建议如下： 1、 完善选举规则，确保女性感染者在中国全球基金感染者工作委员会（简称感工委）成员中至少占有三分之一席位； 2、 确保女性组织在中国全球基金以社区为基础非政府组织工作委员会（简称非工委）成员中至少占有三分之一席位； 3、 确保在中国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患者或感染者代表、列席代表中至少有一名女性； 4、 确保在中国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或其他非政府组织代表、列席代表中至少有一名女性代表。 中国女性抗艾网络筹备组 2009-2-27 附：中国女性抗艾网络简介： 中国女性抗艾网络是在蒲公英女性感染者网络的基础上，由国内艾滋病领域活跃的女性感染者和受艾滋病影响女性共同参与筹建的工作网络。网络将以促进女性感染者和女性组织成长、提高女性的代表性与参与度、提高女性感染者地位、推动政策改变为主要目标。目前网络正在积极筹备中。 女性也需要一个名额 William Schue 2009-3-23 前段时间几名女性朋友成立了妇女联盟，我在邮件组中提出可以在CCM中设立女性代表，此后我没见到别人回应。直到刚才我才看到不知名人士提到孟林先生与蔡定剑教授的观点，认为女性与其他部类人群的权利是平等的，应不需要“特殊对待”。 老实说，我很欣赏蔡定剑教授。我上大学时曾看到他在80年代写的一本比较各国议会制度的专著，得知他工作于全国人大秘书处，后来又得知他调往中国政法大学。他在议会、选举、议事等问题上的造诣自不待说，但是任何一种学问都不能停留于书斋之中。议会中的规则要移植到HIV/AIDS领域、要移植到CCM之中，是需要对实际情况进行精心调研才可以实施的。任何人都不希望24万（这是传言，我不能确定）专家顾问费换来的只是一套中看不中用的方案。 蔡定剑教授虽然通晓议会规则，但肯定不通晓HIV/AIDS社会问题及其应对政策。也不知道各位女性朋友是否向蔡定剑教授陈述过HIV/AIDS领域中女性问题及联合国系统对女性的态度。女性在CCM和非工委的地位不能只通过“鼓励”等没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去界定，应该通过名额保障等方式去强调。 男女的差别，既是自然生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其他领域的规则可能并不一定需要刻意地去强调男女差异，但HIV/AIDS是个即涉及男女生理差别和男女社会结构的重要领域。所以，男女差别实际上是HIV/AIDS问题的重要一环。这在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因为这些国家的女性地位更低，尤其是在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近年来，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多次强调在HIV/AIDS防治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为女性赋权（women empowerments）。联合国大会分别于2001年和2006年通过《关于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和《关于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 要实现男女平等，必然要求对法律政策方面对女性的倾斜，单纯认为女性“权利平等”、不需要“特殊对待”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不创造机会保障女性享受权利，实际上女性的权利很难实际享受到。就HIV/AIDS领域而言，对于使用安全套的选择问题上，女性就缺乏话语权；如果不特别保障女性的经济社会权利，女性就更容易成为底层的性工作者者，成为HIV/AIDS的受害者。 另外，基于生理和社会因素，还有必要为女性赋予一些特别权利，制定一些特别政策。 就中国目前从事HIV/AIDS工作的NGOs及其从业者来说，男性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即便剔除占大头的MSM，在其他HIV/AIDS领域中，除了几个感染者或感染者亲人身份的女性外，其他女性极少。女性同性恋、女性工作者、女药物成瘾者等本应站出来，至少是公开站在NGOs领域的。 HIV/AIDS领域的女性NGOs和女性工作者的匮乏，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女性缺乏结社意识和结社能力。女性经济上的脆弱性、女性较低的社会地位、女性很少介入公共事务的历史传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