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话说在前边》引发名人诉讼案.docVIP

《丑话说在前边》引发名人诉讼案黄健翔曾在博客《丑话说在前边》一文中提到，杜伊把“国家队首席跟队记者”“搞成了宫外孕”，并称“因为我现在是个体户，不用代表单位领导主管部门权威，可以充分享受关于中国足球的言论自由”。 据不完全统计，至2009年11月19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万网民用不同的IP地址和网名，在“丑”文跟帖中都称辨析出黄健翔所描述的就是陆幽。风口浪尖的陆幽则表示，她和黄健翔之间并没有私人过节，他之所以选择国家队世界杯预选赛前诽谤她和杜伊，源于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 陆幽认为，6月6日相当于足球界的“春晚”，是名利场的极端时刻。随着这篇博文的出现，黄健翔博客的点击率当天达到120万次。事发当天，有人冒名顶替自称“陆幽”，在某网站博客上发表博文，以及黄健翔某传媒高管的身份，都证明黄健翔诽谤事件背后存在巨大利益。 据陆幽所知，黄健翔和新浪有合同。如果只是隐私受到侵害，或者是私人恩怨受到诋毁，她说自己或许不至于这么勇敢，但她不能忍受他出于商业利益用自己的隐私来挣钱。陆幽指出：“他诱导媒体来报道这件事情，既违反了媒体伦理，又践踏了司法，所以我忍无可忍。” 陆幽最终鼓起勇气，以侵害隐私权和名誉权诉至法院。 她决心作为当事人讲讲隐私和名誉受到侵犯时以身试理的过程。陆幽说，她2007年7月6日在外地出差，医院诊断宫外孕，只好向同事求助，之后在圈内广为流传。2008年6月6日，黄健翔以博文形式，在互联网上公开了这个信息。 一审败诉后，陆幽发现，大家关注的是她的隐私，而非诽谤和商业价值。在她看来，这个案子不光是因为“性”，更是因为“性别”。陆幽的初衷是“自卫”，此外，她希望能用这个案子的价值最大化，来对社会进行警醒。她还想要保护其他的女记者。“如果我是一个女性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作为女记者，被选择了，我知道沉默不是金。时代在进步，媒体、法律都应该进步。”于是在一审败诉后，她毅然选择上诉。 越挫越勇，对于“特定性”， 陆幽通过律师向法院举出多项证据甚至证人出庭证明：她是央视体育节目中心“足球之夜”的首席记者，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中国足球国字号球队的赛事新闻和专题报道，且在相关报道中均是出镜记者。另外，上诉人也出示了病历及医院诊断书予以证明她曾患有“宫外孕”的事实。陆幽及其辩护律师力图证明――陆幽完全吻合“丑”文中含沙射影所指向的女主人公的全部特征信息。 然而，在二审判决书中，法院作出认定:“综合首席记者并非中央电视台独有且陆幽首席记者的称谓系单位内部任命未向社会公开、参与中国国家足球队报道的媒体女记者并非陆幽一人、宫外孕系个人隐私，他人是否患有宫外孕难以排除性的确认等具体情况，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文章中的相关语句排他地、特定地、唯一地指向陆幽，一般公众在阅读涉案文章后亦不能当然生成文中涉及的女性记者即为陆幽的结论并对陆幽作出负面评价。陆幽主张其名誉受损与黄健翔发表的涉案文章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证据不足，法院难以采信。” 不点名道姓暴露对方隐私、进行诽谤或侮辱就不算侵犯名誉权了吗？从陆幽诉黄健翔案到陈华诉张行案、吴宗睿诉《知音》杂志案等等，不难看到，“不点名侵权”已经由名人与名人、群众与媒体间的纠纷逐渐转向普通人间的侵权纠纷，从特定个案演变为有代表性普遍性的高发民事诉讼案件类型，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那么“点名”到底是否为判定侵权的法律要件？ 事实上，并非只有指名道姓的侮辱、诽谤才会侵犯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九条明文规定：“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或者特定人的特定事实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者披露隐私的内容，致其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经过漫长的等待，在这桩“自由言论引起的风波”中，陆幽再次败诉，以至于究竟如何证明特定指向的问题成为焦点中的焦点。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事实是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是构成此类名誉侵权的必要条件，学理上称之为“侵权行为指向的特定性”。特定性具体可分为三方面，即真实性、唯一性和排他性。所谓真实性，即被描写对象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而非虚构、杜撰出来的人物；所谓唯一性，即被描写对象和真实存在的人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所谓排他性，即可以合理地排除被描写的对象是原告以外的人的可能性。原告陆幽对于审判结果显然并不满意，她说:“二审时我提交的 宫外孕发生率是百分之一的证据来自《辞典》，在判决书中没有提，这样的常识法院都不能接受，不认为文章指向了我。” 陆幽不服法院判决，将继续上诉至高院，并表示黄健翔“是我一生的被告”。 在接受人民网的视频采访时，陆幽依然表示：“我觉得这份判决书上既没有看到法律公平和法院的勇气，也没有看到司法体制对隐私的保护，没有了尊重、勇气和尊严，是一个三无产品。我现在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