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以那么深刻方式向富人献媚.doc

不必以那么深刻方式向富人献媚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在广州《岭南大讲坛》上的社会学报告《从黑砖窑事件看低层生存状态》，讲得非常深刻，触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而深刻的“利益分配”、“社会流动”的难题。如果说黑砖窑事件、孙志刚事件可以作为当代中国底层生存状态的典型案例，而赖昌星事件和高房价事件，可以作为当代中国上层社会生存状态的典型案例。这后半句是我判断的。这篇文章，我试图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一点，并向我的清华老师请教。 孙教授对底层社会人们的生存空间之逼仄，及因为逼仄而产生的人性的异化，解析得相当透彻。但有一个判断，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孙教授似乎判断错了。他认为穷人祸害穷人时，因为没什么资源可利用，往往就是图穷匕首见、赤膊血肉拼了，而富人因为拥有资源作底，互相残杀往往会温和些――也就有人性一些。孙先生这么深刻的一篇演讲，通篇都很精彩，就是这个判断下错了。 孙先生说：“人们通常假定当社会在堕落时，造成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 有了资源社会抵御得了堕落的过程？这是一个语言陷阱。因为“堕落”这个词，既充当了动词，又当作是名词，还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堕落没有定义清楚，孙先生作为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可能就看得不如写《血酬定律》的吴思那般清楚。堕落，是要严格定义才能用的。 拥有资源是相对的，黑砖窑的打手，对于黑奴工，就拥有无比的资源，打人的权力，是多么大的一笔资源呵！我们被“衣食足而知礼节”这种俗语误导了，以为什么情况下都是如此。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语言的意义，一定要置于具体的情境之中才能体现出来。而拥有较多资源的人，可以无礼地对待拥有较少资源的人，这才是亘古未变的残酷定律。人类社会为了改变这一定律，才有现代化和现代精神这一追求。如果说当代中国的穷人尚未现代化，富人亦是如此。整个社会尚处于这一定律的魔咒之中。那种“先实现现代化”之说，只不过是拥有资源较多的阶层的自我标榜、自我期许罢了，或者是借助于GDP的简单标准自吹自擂。换一个场景，美国的华盛顿或华盛顿州，比全体美国人率先现代化了吗？ 扯得远了些，让我把话题拉回来。当黑砖窑的打手残忍地殴打黑奴工时，犯法就是犯法，不要用堕落去形容打手。正如在希特勤第三帝国国时期被迫或主动去欺压犹太人的犹太打手，很难以堕落二字去评判。社会生存有大规则，也会有小规则，大小规则都是从人性中派生出来的。我们从那个打手身上，是不是也可看见自己的模样？！ 人，不会因为富有或贫穷而改变人性的性质和限度，只有不同状态下的不同表现。由黑砖窑的打手之残忍，而得出穷人在一定条件下更堕落的判断，是错误的。如果是无心之失，我可以原谅，如果是变相对富人阶层献媚，通过这么一个深刻的方式来献媚，就太高明而有毒了。 但是，我也绝不会认为富人在什么什么条件下，比穷人更丑恶、更堕落。不过，我会说，富人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负有更大的份额，因而对道德风尚也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商人们说商人和资本总是逐利的，经济学家们也附和说经济学不必讲道德，我对之是嗤以鼻的――太短视了。短视不是罪，是错误。 孙先生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财富分配方式与结果的固化，这与我说的高房价是改革开放进程财富分配出现固定分层的标志，是一个意思。但孙先生不愧为社会学家，看得更远一些。他认为，因为贫富阶层分化的固化，会阻止社会底层的人向上流动。八十年代初，那些社会边缘人士，纷纷“投机倒把”，发了财，成了万元户，迈入社会上层，而如今，不太可能大规模出现这样的从下向上的流动了。这说明中国社会必须寻找新的阶层流动的动力机制。 处在底层的人，仅靠目前允许的利益诉求途径，永远也解决不了从下往上流动的动力机制问题，那叫有动力而无机制。而处在社会上层，以赖昌星现象和高房价现象为标志，似乎也找不到这么一个机制。从胡雪岩到赖昌星（例如他们指使手下残忍地对待对手的方式），是不是因拥有雄厚资源而更有人性呢？中国富人阶层的生存策略和道德、法制观念、人性意识，并没有多大进步。在关于高房价机制完成富人的财富聚敛以及对穷人和土地（土地上有汗血沉淀的财富效应）的掠夺，许多富人以“市场化”、“经济自由”为巧饰，说明他们不但富而贪婪，而且富而短视。商人贪婪不要紧，商人短视才是社会问题。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在房地产论坛上发表见解的任志强先生等地产巨头还不是走赖昌星这样的路，与他们论战的人士，似乎也没有接到恐吓电话。但有许多在论坛上匿名说话的老板和打手，可能是以赖昌星为楷模的。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大大小小的“赖昌星”们，低调沉稳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