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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短信群发刑事第一案现代社会，垃圾短信已成为困扰老百姓正常生活的罪魁祸首。2011年3月29日，中国群发短信第一案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宣判4名被告人有期徒刑，打响了司法机关扫荡垃圾短信的第一枪。从面对垃圾短信的一声叹息，变成司法机关的有力打击，让深受垃圾短信之苦的手机用户看到了清静的曙光。 小白领的大麻烦，SP增值业务就是群发短信 来自河南周口的大学生徐向阳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还算惬意的小白领生活就在2010年3月23日这一天戛然而止。更为可怕的是，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被北京警方请到了看守所，直到蹲满一个月之后，才被取保候审。 在看守所里，徐向阳一直想不通自己为什么犯下牢狱之灾。不就是每天签签合同、发发短信嘛，而且他干的这些事情，很多人都在干。 徐向阳刚刚25岁，2007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应聘进入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应聘时，徐向阳对这家设在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一栋居民楼的公司，因为感到不太规范而有些迟疑，公司老总李杰对徐向阳说：“我们这家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只要是国家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干。你来公司后，负责SP增值业务的推广。底薪1200元，再按效益提成，你先干业务代表，等做到一定成绩就可以担任业务经理。” 徐向阳性格随和又好学上进，大学时就入了党，他的父母都是退休干部，家里也没有什么负担。徐向阳本想好好在北京干一番事业，但他此时并不知道推广的“SP增值业务”具体是什么业务，李杰介绍说：“说白了，其实就是接受一些商家的委托，向一些固话用户和手机用户发送游戏、短信和彩信等业务，并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公司的盈利和你自己的提成。由你直接出面谈生意，推广SP增值业务获得的利润中，20%作为提成发到你的薪水中。只要你能力强，收入就会很高，一个月赚个万儿八千是没有问题的。” 作为刚入职的一名小白领，听到如此优厚的待遇，徐向阳很快答应下来。随后，徐向阳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没过多久，徐向阳就建立起了牢固的商业网络，其中不乏国内赫赫有名的网络公司，甚至上海、深圳等一些有名气的公司都成为其合作伙伴。 徐向阳的职位由业务代表变成业务经理后，为了让自己的“单子”越做越大，他到黑市上购买了8台一种叫做“短信猫”的新型设备，只要使用配套的软件，通过这种短信群发器对外发送数据信息，就可以让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数百倍。 同时，徐向阳结识了在邮币卡市场向他出售群发器的向老板，两人一拍即合，成为私交甚深的好朋友。刚开始是徐向阳委托向老板帮助群发短信，熟悉后两人互通有无。见徐向阳为人谦和诚实，向老板也经常把自己承揽的短信群发业务拿出一部分交给徐向阳，让他回家群发，这样徐向阳可以在公司业务之外，额外赚一些钱。 到2009年5月，徐向阳自己群发和委托向老板群发短信的数额高达30余万元。 2011年3月29日，身穿囚衣的向长全与徐向阳一同站在被告席上，并成为群发短信第一案的第一被告人。而徐向阳的老板李杰在徐向阳被羁押后，迅速人间蒸发不知所踪，截至发稿，警方仍在全力追查。 小老板的大生意，一年群发短信千万条 徐向阳的朋友向老板叫向长全，在北京马甸邮币卡市场已经设摊多年。33岁的向长全老家在四川岳池县农村，1995年初中毕业后参军，1998年退伍后来到北京打工，并很快在马甸邮币卡市场有了自己的摊位。多年来，向长全主要就靠在邮币卡市场买卖手机卡和充值卡养家糊口。被公安人员带走时，向长全8岁的儿子刚读小学，1岁的女儿还没有断奶。 向长全在马甸邮币卡市场的经营，几乎是家族式的。他的哥哥也有一个摊位，他从老家叫来帮他看摊的亲戚朋友也先后租下了摊位。由于经营手机卡业务，向长全认识了一些做邮币卡生意的同行。同行之间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向长全一次闲聊中听说帮别人群发短信能赚钱，也就在此时，徐向阳找上门来要购买短信群发器，向长全满口答应下来。 向长全注意到，马甸邮币卡市场定期会来一些卖短信群发器的人，他们的行踪很神秘，不留姓名，也不留联系方式，只是在市场里谈好生意，主动送货上门，从不让买主亲自提货。 了解清楚短信群发器的操作方法后，2009年年初，向长全从这些卖家手中先后购买了28台机器，其中大部分留给自己使用，少数几台卖给了徐向阳等人。 向长全注意到，这种短信群发器按照可插入手机SIM卡数量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可以同时插8张SIM卡发送短信，另一种功能更强大些的群发器，则可同时满足16张手机卡进行操作。群发器的价位也因SIM卡容量的不同而不同，8口的群发器市场价一般在1000元左右，16口的机器价格翻倍，约为2000元。具体操作时，要先把插满手机SIM卡的群发器与电脑连接，并在电脑上安装专门用于群发短信的通讯软件，按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