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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中国地产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任志强 北京华远集团总裁 分清眉毛与胡子 世界各国将住房大多分为公屋或私屋。公屋―――公共住房是由政府买单的保障性住房。包括无偿提供土地和建设性费用，也包括无偿提供土地补贴费用等方式，包括人头补贴或砖头补贴，补贴中包括减免税费或贴息，当然也包括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政府提供的是居住权利的保障。 而私屋则为商品房。是私人拥有不享受政府买单优惠的自建或市场化的商品房。是私人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成本与建筑成本的财产权利。 住房的保障性恰恰不是要取消市场经济中的商品房。反之正是为了完善市场经济，挽救市场危机，刺激经济发展，弥补市场住房商品性缺陷的有力支持。这也恰恰是恩格斯与凯恩斯和类似经济学家的政府在住房问题上参与干预的理由和原因。 “住房权”的保护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人权范畴的政府责任，目前中国的宪法中并没有将“住房权”列入人权部分，而这恰恰是政府应承担保障的责任。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文件中都有明确的约定，尤其是《第四号一般性意见：适足住房权》也对此做了明确的解释。 另一类“住房权”则与人权的保护非直接关联。而主要针对于财产权、用益物权的保护，两者之间既有关联但又分为两个不同意义的部分。 保障性住房权是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就像中国有城市对流浪者救济的制度一样，是人权的保护，也包括提供政府买单的免费食宿。但财产权则是非政府买单的另一类法律保护。由政府买单所提供的居住权利，并不直接或与完整的财产权相关。 商品是针对于有购买能力的人群，而保障则是针对于无消费能力却又从人权的角度必须由政府来承担责任的部分。 因此房价的高低与保障性住房的多少无关，也与保障性质无关。试图用市场化商品住宅来提供社会保障，不但在恩格斯的文章中，也在凯恩斯的文章中早就已有明确的说明了。这不但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错误的。也恰恰是政府不应和无能力限制市场中的价格变化时，才必须用保障性住房解决社会矛盾和保护人权的基础理论。 讨论与研究商品房市场运行中的问题必须与社会保障问题分开。政府必须用财政买单的责任心来保护人权，同时保护市场。否则不但市场中出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保障性的问题也会落空。 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笑话不应该再出现在一个文明进程中的今天了。 王石 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绿色建筑不是梦 早班机飞拉萨,参加下午三点西藏盲童学校的捐款仪式，四位深圳企业家、一位上海企业家、一位音乐家和万科的吉米、周慧同几家媒体已于昨天飞抵拉萨。 空中阅读《中国民航报》，《2007绿色建筑年》一篇写道：一边是“节能、节水、节材、生态环保”呼声，一边却是地产市场的高浪费、高消耗、高污染”的三高风。 既有建筑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消耗了全球能源的50％，产生了34％的污染。统计数字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住宅钢材消耗高出20～25％，卫生洁具耗水量高达30％，中国房地产业的粗放型生产经营，建筑已成为吞噬能源的黑洞。 感想：中国城市住宅发展商提供的商品房，80％以上还是半成品房，即所谓的毛坯房，而精装修则交给消费者去完成。半成品房的好处在于对发展商的专业要求不高，建设周期短，加快资金周转，坏处在于外行的消费者把握适合居住的精装修阶段造成的大量的无谓材料浪费和能源消耗，对于居住环境来讲还造成长期的（最短三年）的装修噪音污染。携带着床上用品就可以入住的精装修房取代毛坯房是刻不容缓的时候了。按照万科的规划，2008年，提供的精装修房将达到80％以上。这个百分比能不能再提高10个百分点呢？ 潘石屹 SOHO中国董事长兼联席总裁 香港和北京互为镜子 《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先生和《信报》总编文灼非先生来北京参加“一国两制的研讨班”。学习班结束后，他们俩来到我的办公室。邱先生谈了一个观点，他说，他发现香港和北京这两个城市就像两面镜子，互相照出对方本身无法看到的，也无从发觉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这两个城市互相映照着的不光是彼此的一个方面，而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经常行走于北京与香港两地之间，最大的感觉是香港的市场经济给大家带来了财富和效益，香港的管理水平比内地的管理水平也高出一大截。1992年我第一次到香港，那里的一切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而更深的震撼来自于我住在湾仔一家酒店里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次，我不小心忘了关水龙头，浴缸里的水满后溢出来，流了一地，一直流到了酒店的走廊。当时我觉得自己闯大祸了，连忙卷起裤腿，像插秧一样赤脚站在水里，用浴巾把地上的水往浴池里拧。这时，进来了一位服务员，他忙对我说“对不起”，并用一种机器很快抽干了浴缸里所有的水，又用另外一种机器烘干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