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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强制处置私有不动产行为模式选择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靠强制力对城镇国有土地范围内的私有不动产进行处置时，其根本的法律依据是宪法的相关规定，即第十三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实践中，这种处置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所规定的收回土地使用权程序；另一种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房屋拆迁程序。这两种程序目前在理论和实践种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陷。 收回土地使用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单纯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即收回空地使用权；另一种是收回土地上有房屋等附着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在具体操作上，一般是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并对土地使用权人予以补偿(有房屋等地上附着物的，对土地使用权连同房屋等地上附着物一并补偿)，即完成了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程序。 上述制度设计和操作程序，存在着以下问题： 从理论的角度看，由于国家以及具体实施机关即县级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土地管理中身份的双重性，使县级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实施收回土地使用权行为时身份不明确，存在以行政权解决民事争议问题的嫌疑。 按照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以所有者的身份(具体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实施)，通过划拨或出让的方式，向用地单位提供土地使用权，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对土地进行行政管理。因而在实践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始终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是代表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出现，另一种是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出现。 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这一行为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无疑是代表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争议属于民事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争议的情形可能包括订立争议、履行争议、变更争议、解除争议等。但是，在实践中不能完全排除国家以所有者的身份通过解除与用地者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可能性。因而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就必须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回土地使用权”时的身份定位，即以所有者的身份，还是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如果是以所有者的身份，就只能与用地者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民事的方式解决“收回土地使用权”的问题，而不宜采用行政权力解决双方之间的民事争议；如果是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法律应当以明白无误地体现出处置行为的强制性和单方意志性，规定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进行处分的手段和程序，以此来解决“收回土地使用权”的问题。 而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的表述来看，没有对国家在收回土地使用权时的身份作出区分，而是将两者混为一谈。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法律法规更突出强调的是国家的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已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利用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从这两个法条的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以及提前收回的基础都是出让合同，而出让合同的主体一方正是以土地所有者代表身份出现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因而在这两个条款里，国家更多的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出现，加之“收回”属于中性词语，并不具有明显强制性和体现单方意志性，因而也不能表明国家的“行政管理者”的身份。而且如果是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强制剥夺行政相对人的土地使用权，当然不存在“提前”的问题。这无疑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