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及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docx

1在中国,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角度去论证NGO存在的合理性,都不如将之视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来的直接,有效,易于被接受.这是中国NGO寻找生存合法性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林林总总的西方理论所证明的NGO的价值假说,在中国却未必能够找到有说服力证据.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实质上是中西方社会经济存在着对于NGO不同的限定性条件. 价值的应当性,存在于一切科学追求的理想之中,而条件的限定性,则是任何科学研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这几乎是现代科学的一条铁律.本文中所谓限定性,就是指必须遵循的规律性路径和不能逾越的具体化范围存在于一切有效的科学研究中的特性.中国NGO的有效研究,自然不能脱离对于限定性考量.以往关于中国NGO的诸多研究,过于偏重这种理想类型的价值讨论,而忽视了对中国NGO的独特属性的探讨.本文认为,中国NGO的独特性,首先也是由它所处环境的限定性决定的. 中国NGO发展的限定性条件是与转型时期中国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紧密相连的.这些限定性条件的产生源于中国政治体系的生成以及发端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社会体制,行政体制直至政治体制的制度性变化.具体有两大方面,一是由于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所导致规定性路径;另一个方面就是可以预期的政治体系的新结构可能预留给NGO 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范围. 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从政治制度建构的角度审视,当代中国的起点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比较恰当的①.这一时期既形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也造就了制约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形态.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形态形容为史无前例的,空前的或崭新的,但这一制度形成所依据的背后逻辑,以及逻辑演变遵循的规律,却是与历史无法割裂的. 1,革命逻辑支配下的中国发展形态使得独立社会的存在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随着中国共产党全面掌控政治权力而逐步展开的.革命后形成的政治形态带有明显的暴力依赖.马克思认为,任何新型的国家制度,都必须通过革命而得以最终确立.任何真正革命的最终目的都是共同的,即解放生产力.革命往往不得不首先推翻以现有社会关系为基础并力图保护这种生产关系的政治上层建筑.因此,真正的革命必须包含两部分内容,即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革命和以改变生产关系为目的的社会革命.只有前者,只能是不彻底的革命,或者称之为阶段性革命;只有后者,那么也就不具备完整革命的意义,只能称之为改良.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最终不得不选择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是不得不按照革命的逻辑展开的. 本质上说,这种革命的逻辑与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发展理论的逻辑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却遇到了现实脱离了理论的难题.这主要体现在,要迈向社会主义目标的中国社会,却根本不存在马克思提出的一个超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遭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倡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逻辑.这个逻辑的基点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创造性定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即是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来确立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和进程.所以,李泽厚认为:这场论争远远超出了思想学术的范围,主要是场政治斗争.②中共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位使得毛泽东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分析框架. ① 按照当下人们对于历史分期的一般共识,将近代历史的起点设定在1840年,而将现代中国的历史设定在1919年.尽管史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但该种分期的对当今中国学界的影响已不容忽视.至于现代史的末端也即当代问题的起点,学界的共识要差得多.本文将1949年作为当代问题的研究起点,无意介入历史分期的争论,完全是因为考虑到讨论当下中国特别是大陆地区政治制度演变的方便,而作出的选择. 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59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根据这一分析,针对当时中国存在的两大危机:主权危机和政权危机,又确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一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争取主权而进行的民族革命,而是是为推翻封建地主压迫,争得政权而进行的民主革命.这样一来,全部的革命任务都围绕着国家主权和政权建设这一主题,社会革命的改变生产关系的任务被想当然地包含在新型国家政权的建设目标之中. 1949年以后,作为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中国建构起来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确立的国家性质,国家结构形式,政权组织形式以及革命阶级间的领导关系,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这个架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政党统领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视为政党领导下革命成果在政治体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