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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d Services in Workplace and Positive Disability Employment Security——and Paradigm Shift of Centralized Employment工作场所支援服务与残障者的积极就业保障 ——兼论集中就业的模式转型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廖慧卿 博士/讲师 一 问题的提出：残障者充分就业与工作场所社会服务 （一）研究背景 从理论层面 光保证残障者的工作机会远不足够，还必须保障他们“工作有其利” ：工作机会、残障与社会分层(Jenkins,1991) 但在我国目前的残障者工作权利保障中，无论是立法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对残障者在工作场所的权利实现并不重视，也缺乏有效的工作场所支持服务与相应的社会政策，造成了残障者就业质量低下，经济收入低微（蔡禾，2008等） 在实践层面 1.在更具积极保障性质的集中就业领域，工作场所中的残障者的工作权利常遭受侵害（廖慧卿，2014）： （1）多从事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水平低下； （2）多无法获得必要的无障碍设施、辅助器具和设施； （3）劳动条件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措施，二次伤害的现象时有发生； （4）残障员工的被排斥感和被剥夺感较重 2.集中就业领域缺乏积极保障残障者充分实现的有效政策： （1）对福利企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税收问题上 （2）没能着力于改变有障碍的社会环境 （3）残障者缺乏主体性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内容 造成残障者就业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作场所支援服务的缺乏。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工作场所支援服务的现状何以影响残障者工作权的充分实现？ 本文主要以福利企业的为例，探讨一个积极就业保障领域工作场所支援服务的现状及其对残障者工作权充分实现程度的影响，以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促进残障者社会融合的积极就业保障体系。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质性个案研究 资料收集方法：文献、非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问卷 受调查单位共计15家： 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包括广东省民政厅、广州市民政局福利企业管理办公室、广东省残联、广州市残联、Z区市残联等； 广州市的六家福利企业，其中三家是国有（集体）企业，三家是私营福利企业（分类抽样调查） 为了控制经济因素的影响，调查的都是盈利状况良好的福利企业。 共有68人接受了深度访谈，访谈次数共计75次。其中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13人，福利企业管理者14人，福利企业员工33人。 三、研究发现 （一）缺乏对工作环境安全性的监测 （二）缺乏有效用的职业培训：供给不足，缺乏专业的技能培训 ，培训层次低 受访者（残障员工W）：我们感兴趣的技能培训很少的，像电脑技能这类很实用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去，要厂里选拨，他们认为“优秀”的才能去。每年就那么二、三个名，这种机会很难轮到我。（访谈记录：C201211） 受访者（阿杰）：培训的内容比较简单，上数学啊，语文，英语啦，简单的句子。我们这些青年就不怎么喜欢听。心理方面的，就是讲一些人生道理啦。技能的，就很少，还是希望有机会多学点东西。（访谈记录：J201110） （三）心理支援不足，情绪管理经验缺乏 （四）生活照顾的缺乏 （五）就业的残障者难以获得康复服务 某私营福利企业C聘用了大量重度残障、甚至是伤残情况会不断恶化的人士，企业只能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定期追踪他们的身体情况，但没有办法为这部分员工配备专业的医疗康复人员，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康复服务。 受访者（敏仪）：对我的工作没什么影响，坐久了会比较累吧，因为经常要坐挺直嘛。会定期去做一些检查吧，物理治疗之类的这里没法做，经济上承担不起。（访谈记录：C201103） 康复是一个专业的领域，但符经理说要求企业提供专业康复服务是不现实的，但他一直在关注是否能够找到一些社会慈善机构愿意为他们提供支持。 （六）出行不便与社会隔离 四、讨论 实施“集中就业”的模式转型 ： 目前的集中就业具备积极保障的形式，但徒有其形式而缺乏实质与内涵。 需要打破目前只关注税收优惠政策的单一思维，从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两方面同时入手建立更立体多面的就业支援服务体系。 （一）集中就业具备支持性与积极保障就业系统的形式 ，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 福利企业是介于自由市场与支持性就业之间的形式，而非“庇护性就业”模式 （1）是公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企业本身是竞争性的商业组织 （2）残障员工所在的工作环境是一个普通的、公开的、竞争性的工作场所 （3）残障员工与企业有劳动合同，并领取正常劳动力市场水平的薪酬。残障者在当中就业不隔离也不封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