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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毅夫教授与刘海影的学术争论林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最近成为大众热点，刘海影提出了异议，摘录在此，和博友共享兼作收藏。追问增长根源：也谈林毅夫假说近日，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教授发表新著《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称其为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四年的“毕业论文”。这本书显然颇具雄心，旨在建立替代第一代结构主义与第二代“华盛顿共识”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以帮助世界各国找到通往繁荣富强的“秘方”。林教授身份、经历特殊，多年前曾成功预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理论自然地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经验之上。本书可视为将中国实践理论化并加以推广的英勇尝试。按照林教授的说法，从经济学角度看，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应追随“华盛顿共识”，而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林毅夫教授建议各国建设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为辅助的“二元系统”，其中，政府识别什么是符合该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具有最大相对优势的产业，并通过解决协调性、外部性问题、支持基础性研究以至于各类项目投资与基建投资等，来支持发展这类产业，以求推动经济转型。在此基础上，每个国家应寻求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政策，政府刺激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推动有效投资，即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或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空间。中国经济未来20年能够保持8%增长“潜力”（“潜力”二字是林教授特意强调的），而这一潜力的实现离不开投资。简言之，政府可以对比较优势进行动态规划，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看起来，这一提法是对旧理论的超越，也很符合亚洲四小龙及近年来中国经济起飞实践。但仔细审视之下，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盲区，而其允诺的以投资为基础的8%增长前景，也可能诱导出不现实的政策建议。从理论上讲，林毅夫教授为政府假设了过分强大、过分理想化的角色。世界银行的任务是向各国政府提供经济建议，从这个角度出发，世界银行官员必须假设各国政府具有改善经济绩效的意愿与能力，否则世界银行没有太多的存在价值。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中提出了临床经济学概念，主张如同医生为病人诊病一般，从经济学的角度诊断各国限于不发达的病因（所谓“差异诊断”），并随之实施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林毅夫方案延续了类似传统，提出了类似的“增长识别与协调”六步骤。这一方案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并不存在于理论的真空中。公共选择学派、新政治经济学等都对政府进行了广泛研究，指出政府及其代理人拥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如果不存在一种制度安排让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民众的一致代理人，政府可能会实施并不一定最有利于民众福利、却最有利于政府及其代理人自身利益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假设政府是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所谓的中性政府，林毅夫理论仍然赋予了政府过强的能力要求。哪个产业是应该发展的？这并不是事先由具有无限知识的政府来决策的，而是由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在为自身福利而不计血汗代价的冒险犯难、拼死努力中来决定的。从根本上讲，何谓增长？最好的回答是，增长即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简单地说，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在目前既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最大数量的组合。如果将产出简化为消费与投资两个类型，生产可能性边界体现为二维平面上的一条封闭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是经济体不断优化配置资源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体现为以有效投资对发展机会的固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的确需要由有效投资来推动；但这句话中间的定语——“有效”——二字是重要的。对于市场经济最强有力的辩护，恰巧是，市场经济是最好的个体信息的处理器，碎片化的、个体化的信息在市场机制中推动经济发现发展机会，并调动社会资源来实现发展机会。无数的机会被尝试，有些因为失败而被放弃，有些因为成功而被放大。这个生生死死、无限迭代的过程、无数个体对无数多机会组合的尝试，决定了那些行业兴旺、哪些行业衰败。换言之，产业升级是这个发展机会识别、实现过程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政府可以事先决定的；不是（政府）投资带动产业升级，而是产业升级带动（有效）投资，而产业升级路径是由市场探索出来的。中国30年经济奇迹正是根源于这一机制：融入全球化经济链条让拥有后发优势的中国有机会引进丰沛的发展机会，而上述民间经济体系充分利用了这些发展机会，在一轮轮产业升级换代浪潮中驱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扩张。很明显，政府在其中扮演的主动角色仅是辅助性因素，贡献与破坏性互见，而不应该被歌颂为主角。事实上，在中国以改革开放释放出制度红利之前，中国不缺乏全能政府以及政府主导的天量投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更为根本的是，“政府刺激投资”方案对中国而言有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在实践中，政府对选定行业的扶持往往造成大量的浪费，也是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主因。多晶硅、钢铁、风能等行业的惨痛教训活生生正在上演。事实上，如果政府能够事先决定哪个行业应该发展、哪个不能，计划经济就没有失败的理由。消费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