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述评.doc

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述评 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述评 国际组织的发展是世界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71年，1972～1989年，1989年至今，而中国从被动、单面向的参与发展到积极主动、全方面的融入。然而，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嬗变过程中，不少矛盾、摩擦仍然存在，制约着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未来的发展。新旧交替矛盾加剧，国际组织制度改革提速，各国争取话语权的博弈也更加复杂多样。在此情景下，中国如何进行应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中国应当进行自身文化定位 　　由于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社会特征，中国与西方在国际组织的认知和建设上存在着文化伦理上的冲突，诸如在政治价值观、政治分析、政治认知、政治权力理解、政治信息传播以及政治发展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如何探索适宜的文化定位和战略选择，是值得我国认真思考的。书中指出，在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和交往中，应当虚心学习、创造性模仿西方现代化经验，重视文明间平等对话、有理论意识地参与重大国际问题讨论，用动态的观念战略建设中国的文化政治，建构以国际组织为主要外交途径的文化外交战略。中国只有对国际组织的认识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从单纯保护单一的民族利益向人类整体的前景追求上，才能切实实现文化定位上的良性转变。 　　2、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制度设计 　　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不高，向来被学者和他国诟病。这表现在，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是一种相机行事的最低参与策略，提出议案很少，否决权也很少使用。江忆恩教授也认为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比较被动，缺乏参与与设计意识。他指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领导人基本上坚持一种内化的现实政治世界观，认为国际体系处于危险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只能依靠单边军事实力确保安全1。中国疑惧正式的多边合作，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承诺，同时又鼓励其他国家作出限制相对实力的承诺。因此中国总是力图以最小的代价获益，这种搭便车行为体现在技术转让领域、军控领域等多方面。 　　事实上，中国对于对各种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国际组织和公约的参与，经历了一个从拒绝到参与、从比较被动到相对主动的变化。例如，中国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产生了溢出（spillover）效应，这种溢出过程不仅仅是增加对国际组织的参与，而且在决策过程中出现了组织的和观念上的变化。随着中国对国际组织跨领域、多层次的参与，中国对国际组织开始侧重制度和规则的参与和设计，不仅仅作为索取者而是贡献者加入其中。正如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仅要承担本土责任，还要承担地区责任、全球责任。中国目前的大国责任重中之重应该放在地区层次，同时继续追求适当的全球责任2。 　　3、营造中国的地区主义战略 　　出于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地处亚洲的发展中大国家，有必要重视发展亚洲地区主义战略。中国构建地区主义，存在诸多的限制因素：中日关系问题；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疑惧问题；中国在亚洲扮演角色问题。虽然如此，中国本身也构成了营造亚洲地区主义的有利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的良好形象、上海五国的成功为亚洲地区主义提供了一个范式。 　　推动和构建亚洲地区主义是中国在新世纪大国责任的核心，从中国的利益和亚洲地区发展出发，除开要克服以上的限制因素外，中国在推行地区主义战略时还要强调一些问题：亚洲认同问题；地区主义建构的顺序、形式与质量问题；对待外部大国或其他地区主义问题3。 　　中国对亚洲身份认同有待加强，中国发展与国际组织关系，应当立足亚洲，打造稳定的亚洲。为此，我国应当加强对东盟、APEC等亚洲国际组织的重视，发展多边主义外交，从我国切身利益出发首先作一个地区性的负责任大国。 　　4、中国交流合作的必要性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建设，可能存在诸多交流和合作上的阻碍：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暂时不分或分不清；各种组织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暂时不分或分不清；各种组织管理者与国家决策部门、外交部门说法上的一致等。中国在与国际组织互动过程中，应当充分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验。有专家指出，在接触的长期过程中，一方面国际组织和体制调整了某些原有的规则与安排，另一方面中国方面随着参与频率和机构发展，参与的质量和信心都在增加。这就是一个合群化（socializationprocess）与双赢的过程，也是国际政治里典型的学习认知现象。通过学习认知，实现中国与国际组织和制度之间的频繁互动，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 　　5、中国应当加强对国际组织、制度和机制的研究 　　当前，中国对APEC的研究仍然较少，对于中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这些主要经济组织，对于中国与维和行动的关系、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双边行为与多边行为的比较研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