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论苏轼人生态度.doc

浅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内容摘要：苏轼的豪放词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他的婉约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而最能代表他深刻思想和宽广胸襟及性格特征的则是他的旷达词。本文即从其旷达词来看其人生态度。 关键词：苏轼 豪放 旷达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可说是一个诗、词、文、书、画皆独步天下的文化巨匠。但他的一生，却宦海沉浮，屡遭贬谪，忧患频仍，坎坷多舛。他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乌台诗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苏轼秉持的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态度。不过之后哪怕一再贬谪，他还是尊主泽民，忘躯为之。而横遭贬谪的苏轼，能在人生逆旅、仕宦险境中，做到任天而动、随缘自适、超然物外，又缘于他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苏轼复杂思想的构成因素，除了“儒家的底子”，还有“庄子的哲学，陶渊明的诗理，佛家的解脱”。[1] 一.尊主泽民，忘躯为之。 苏轼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年少时即以东汉的“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为榜样激励自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仁宗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双双高中进士。兄弟二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经历极大地激发了苏轼的功业理想，他觉得“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马上寄子由》），立志要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主动请求外任。在任职地方官期间，苏轼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政绩卓著。初任凤翔签判，他为舒民困，改革“衙前役”。任杭州通判，他访问民间疾苦，了解运河堵塞的情况。任密州太守，他率领民众，灭蝗减灾。任徐州太守，筑堤抗洪，“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宋史·苏轼列传》），最终取得抗洪的胜利。他还亲身视察监狱，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此时的苏东坡，正实现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宏愿。他的作品中也洋溢着对生命永恒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弘道济世的生命观，如“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谩去乡”（《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富贵一朝名不朽” （《石鼓》），“功名意不已”(《韩子华石淙庄》)。但是，有济世之才、正直不阿的苏轼却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乌台诗案”里苏轼死里逃生，被贬黄州。身处逆境的东坡，仍以执着的信念高唱生命之歌。他在《与李公择书》中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在苏轼的政治信念和人生态度中，“尊主”与“泽民”是高度统一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身为京官，忠言谠论，尽“尊主”之责。苏轼在任职史馆和元祐年间高太后摄政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写过许多激扬清议的政论文章和奏议表章，从中足见他忠君报国的赤胆忠心。“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任职州郡，关心民瘼，尽“泽民”之任。所以即使他被贬黄州，政治失意，幅巾芒履，躬耕东坡，生活困窘，但仍心系民瘼，关注民生。当时武昌一带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他非常痛心。一面上书太守，希望官方出面，禁止溺婴恶俗。另一方面，又成立救儿会，动员富人捐钱，他自己虽穷困，却每年自行捐出十缗钱。元祐四年苏轼再度来杭任太守，正值“岁适大旱，饥疫并作”，他立即采取各种赈济措施，拯救民难。最著名的是疏浚西湖，修复六井，将湖中淤泥堆成一条直线，这就是当今西湖的一大景观———苏堤。即使远贬惠州，失去了权利地位，苏轼还是凭借当时任提刑的程正辅的友情，对地方颇有建树。如向当地政府建议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热心卫生、饮水等公益事业最后甚至贬谪到蛮荒之地、瘴疾之乡的海南儋州，他仍然作诗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谪居海南，作诗示子由》）综上可知，苏轼无论穷达祸福，无论处境顺逆，他始终是“尊主泽民”，一生积极有为。心存魏阙，心系民瘼，力行惠政，矢志为民。正如陆游评价苏轼的一生：“公不以一生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放翁题跋·跋东坡帖》） 苏轼身上的那种匡时济世的责任感、忧国忧民的情怀、民胞物与的精神，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二.随缘自适，旷达超脱。 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治打击，先贬黄州，再贬惠州，卒贬儋州。在不断地遭贬被黜中，苏轼没有被悲伤和痛苦压倒，而是及时调适心境，排解悲苦，以一种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自身的处境，这与他在中晚年时他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佛道思想中的精神养料是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