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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问题与我国的外交战略 崔 罡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概论》教研室 本专题的主要内容： 我国的外交政策 钓鱼岛问题的由来 钓鱼岛问题的发展 钓鱼岛问题与我国的外交策略 一、我国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由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对外交往的根本准则，是在外交工作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依据。 ——教材330页 二、钓鱼岛问题的由来 钓鱼岛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领土。由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濑岛等岛屿组成，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 历史沿革 隋炀帝时期，派遣大将陈棱前往琉球、台湾等地，我国大军即已途经钓鱼岛。可见，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进行捕鱼、采药、避风、休息等活动的场所。 。 琉球原是明、清两朝的藩属国，向明、清朝贡，明、清两朝均派遣使臣对琉球诸王进行册封。钓鱼岛位于前往琉球必经的航路上，册封使臣前往册封琉球诸王，均以这些岛屿为航海标志，所记《使琉球录》等官方文书，详细记载了前往琉球途经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的航海经历，反复确认了中琉边界，史实说明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的范围。 军事与行政管辖 1171年（南宋乾道七年），镇守福建的将领汪大猷在澎湖建立军营，遣将分屯各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在军事上隶属澎湖统辖，行政上由福建泉州晋江管理。明、清两朝均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列入疆土版图，划为海防管辖范围之内。1562年（明朝）《筹海图编》、1863年（清朝）《皇清中外一统舆图》均有清晰规定和标示。 文献记载 中国有关钓鱼岛的最早文献出自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称该岛为“钓鱼屿”。其后文献及官方舆图亦采用“钓鱼屿”名称，见诸如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之《筹海图编》、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坤舆全图》。台湾沿用“钓鱼台”名称至今。大陆现代则称该岛为“钓鱼岛”，有时也用“钓鱼台”的名称。 日本欲占 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声称“发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向日本内务省申请划入日本国界（1894年至1933年古贺辰家族曾在主岛钓鱼岛开发鱼业加工场）；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就此事致函外务卿井上馨。 井上馨于1885年覆函说：“此岛屿近清国之境，较之前番勘察已毕之大东岛方圆甚小，且清国已命其岛名。近日清国报纸等，风传我政府欲占台湾近旁之清国所属岛屿云云，对我国心怀猜疑，我国已屡遭清政府之警示。此时若公然骤施立国标诸策，则易为清国所疑。窃以为目下可暂使其实地勘察，细报港湾之形状及有无开发土地、物产之望，建立国标、开发诸事可留待他日。”山县有朋因应井上馨建议，覆函冲绳，拒绝马上在钓鱼岛订立国标，并在信件强调事件“勿让传媒得悉。 日本侵占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战争尾声时，日本于1895年1月14日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声称钓鱼岛为“无主地”，在钓鱼岛建立标国标，正式划入日本版图。4月17日中日双方签定《马关条约》，注明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与日本，条约又指明两国将按照此一条款，以及条约粘附的台湾地图，另行划定海界。 蒋公失策 1943年，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就琉球群岛问题回应罗斯福时说道：中国暂时不欲将琉球群岛收回，只希望中美共管，或国际共管。琉球由国际共管比较由中国管理为妥。这是今天钓鱼岛问题的源头。 战后条约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开罗宣言》的上述规定必将实施，更将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明确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诸岛的约1000个邻近小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的日本领土范围是明确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 这是我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无可争议的法律文本。 冷战托管 1951年9月8日，日美将对日作战战胜国的中国和苏联排除在外，私下达成《旧金山和约》，将北纬29°以南的南西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等交由美国托管。 1953年12月25日，美国陆军少将大卫·奥格登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该布告称，“根据1951年9月8日签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