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与汉语方言的形成提要.DOC

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潘悟云 内容提要 上古东南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并非汉族，说的不是汉语，所以东南地区的汉语来自北方，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对于南方方言的具体形成过程，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方言形成的主体是汉人，汉人迁徙到南方以后，在当地土著语言的影响下，加上语言自身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汉语方言。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方言形成的主体是南方土著，他们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学习汉语，形成一种带有本族母语特征的混合语，以后通过双语的中间阶段，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这种混合语性质的汉语就是东南汉语方言。各种印欧语大多通过居民迁徙形成，在印欧语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史观和谱系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汉语的方言史观，加上中国史书所载，南方在古代人烟稀少，似乎是北方汉族几次大移民才形成南方的基本居民，这就是第一种观点形成的背景。但是，近年来发现南方人类基因与北方大不一样，这说明南方居民形成的主体并不是北方移民，而是原来的南方土著。笔者试图从南方方言的语言特征出发，论述东南汉语方言形成的主体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语言为底层的混合语。 不同的语言史观会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例如，各种原始语的构拟，就是以谱系说作为出发点。笔者认为汉语南方方言不存在原始语的问题。应该以各个历史层次面貌的构拟来取代原始语的构拟。 一、东南地区居民的古代来源。 通常的看法，南方的汉族居民从北方迁来。按古代史书的记载，古代的南方人烟稀少，后来经过几次大的从北而南的移民运动，南方的人口才增加起来，所以南方汉族的主体是北来的移民。潘悟云（1985）说：“前汉的汉族居民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以南大部分还是人烟稀少未开发地区，浙南和福建除了回浦（今临海东）和冶县（今福州）两地有县级建置以外，几乎是空白的一片。”游汝杰（1992）也指出北方大规模汉族南迁的史实，同时据《禹贡》四卷十一期陶元珍《两汉之际北部汉族南迁考》一文制成会稽等古十三郡户口变化表： 年代 户数 占全国 人口数 占全国 元始二年（2） 635492 5%强 3062079 5%强 永和五年（140） 2043322 21%强 7409139 15%强 这一百多年间，户数增加了2.2倍，人口增加了1.4倍。这种增加自然会归因为北来的移民。 但是，近年来中国人类基因调查表明，汉族南方居民的基因更接近于南方的少数民族，而与北方汉族居民明显不同。如果南方的居民真的大部分来自北方，他们的基因应该接近北方而与南方少数民族不一样。南北基因的这种差异只能说明，南方汉族居民的主体来自古代南方的非汉族居民。如果对史书的记载作深一层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古代东南地区居民，文献上通叫作百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南越、骆越等，《汉书·地理志》臣瓒注：“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指的就是这些民族。这些民族的人数并非人们认为的那么少，我们举南越（粤）、闽越（粤）、瓯越为例。《汉书》记载南越王赵佗上书说：“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馀”。这句话有点自吹自擂，但是士卒数十万应该是有的。他在书中很看不起闽越，说：“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这句话也是言过其实。武帝建元七年闽越攻打南越，南越向汉庭求救，如果闽越只有数千众，南越也就不必害怕了。当时，汉武帝准备遣兵帮助南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说：171引《吴地记》：：：......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4倍，好像是一个大数目，实际上年增长率仅0.6%。古代虽然医疗设施比较差，人的寿命较短，但是生育率则比现代高，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0.6%的自然增长率是可以达到的。 第三，汉与汉以前，百越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山东半岛。林惠祥（1958）确认百越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有段石锛，其分布一直到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山东半岛和淮河一带是东夷的主要活动地区，据《越绝书·吴内传》对勾践《维甲令》的解释：“习之于夷，夷，海也”，可见“东夷”就是“东海”的意思。夏族几次对东夷用兵，是引起东夷南迁的重要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轩辕氏对蚩尤的用兵，后来周公镇压东国之乱，灭奄、蒲姑，“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吕氏春秋·古乐篇》）。奄、蒲姑都属于东夷集团，奄在今山东曲阜，蒲姑在今山东博兴东北。《越绝书》记吴地有淹君城、蒲姑大冢，就是奄、蒲姑之人被逐南迁以后所建。这就像会稽原在泰山附近，所以禹才会“封泰山，禅会稽”，一部分东夷人南迁至越地，也把山名带到越地。吕思勉认为越就是居住在江南的夷，是很有道理的。郑张尚芳（1990）考证了两个山东的古地名，说明山东古地名有越语特征。《左传·昭公十年》“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据杜注，夫于在“济南於陵县西北”，故城在今山东长山县。“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