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雷雨》《日出》.ppt

3、未来北京人 袁任敢和袁圆父女是未来北京人的代表，作者突出地表现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和新型的父女关系。袁任敢现代科学家的身份，也表现出作者对于现代新文化的希望。袁圆长着“粗壮的手臂”，“穿着短袖洋衬衫，胶鞋，男孩的西式裤”，率真爽朗，无拘无束，不懂得上尊下卑，长幼有序，与父亲竟以“老猴儿”、“小猴儿”相称，体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化的平等自由和谐的新伦理观和家庭观。 在这三种北京人中，愫芳和曾瑞贞是饱含作者情感的两个特殊人物，可以看作从现实北京人走向未来北京人的代表。愫芳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虽然生活在姨父家中，却只是一个仆人。在她的温顺忍让的性格中，既有以德报怨、逆来顺受的封建传统思想，也有坚忍不屈、自我牺牲的优秀传统精神，是作品中性格特征最为复杂和最具有发展变化的人物。 刚出场时，她只是一个文弱安详的大家闺秀，与曾文清真有珠联璧和之感，最后却大胆地与封建家庭决裂。愫芳的离家出走，是对曾文清的绝望，更是对封建家庭和封建文化的绝望。 曾瑞贞形象的塑造，则使这一意义得到了加强。瑞贞是曾霆的妻子、曾家的长孙媳妇，作者对她的描写虽稍嫌粗糙，但她的作用却是十分明显的。她对曾家的冲击，不仅在于她第一个喊出了在曾家活不下去了的心声，而且还把愫芳拉出了曾家。 三、《北京人》的争议 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却告诉我们：“在曹禺的剧作中，恐怕再没有比《北京人》受到误解的批评更多了。这些误解的批评意见涉及对作家创作思想、艺术风格、基调的准确理解和评价。有些意见在抗战期间就有影响，而在全国解放后还在若干文学史著作中流传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北京人》的创作与时代精神的不符。 虽然曹禺在写《北京人》时，比《雷雨》、《日出》更具批判精神，正如作者在《曹禺选集·后记》中说的：“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但是，当曹禺在刚刚创作了反映抗战生活的《蜕变》之后，一下子又回到他开始话剧创作时的封建大家庭的旧题材的时候；当郭沫若连续写出了《屈原》、《虎符》、《高渐离》等“战国史剧”，阳翰笙、欧阳予倩、陈白尘等分别写出了《天国春秋》、《忠王李秀成》、《大渡河》等“太平天国史剧”等一大批借古讽今的醒世之作的时候；当大家都盼望着曾给中国话剧带来殊荣的剧坛高手曹禺，能更深刻更尖锐地揭示出社会现实的根本矛盾的时候，盼来的却是一部与抗战现实几乎无关的作品，其失望之情可想而知。 评价： 《北京人》以及这前后出现的《四世同堂》、《憩园》、《寒夜》和《呼兰河传》等作品，同样是对现实生活的历史反思，是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对民族性格的剖析和批判，也是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批判“国民性”主题的继续。 四、人物 １、愫芳 剧作家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她的心灵是深深地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和她接触越多，读者越发现，这外表柔弱的女子，“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在她的“异常的缄默”背后，是一个丰富的，博大的精神世界。她“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她把她的“慷慨”的爱施于每一个人：从衰老而自私的姨父，到瑞贞未出世的婴儿，甚至包括时时算计着她的思懿。她对于文清的爱，更是无私地奉献，“她哀怜他甚于哀怜自己”，她为他做理应有他自己做的事情，替他承受理应有他自己承受的一切感情的折磨，却不要求任何回报。她爱文清“推及”他人，以至于鸽子这样的小动物。 在某种程度上，愫芳是曹禺心中“伟大的诗人”，《北京人》的“生命诗”，首先是由愫芳的精神谱写的。 更能将愫芳和文清区别开来的是，是愫芳身上不懈的追求精神，她是剧中人物对“活着是为什么呀？”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明确的回答的人。当她眼里涌出泪光，微笑着，陶醉似的对瑞贞说：“尽量帮助别人吧，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什么可怜的人我们都要帮助，我们不单靠吃米活着的呀”，“看到人家快乐，你不也快乐么？”时，你自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信念，有着精神追求的女人，尽管她活的痛苦，但她的生命是充实而丰富的。 愫芳—— （1）理想中的“北京人” （2）沉默忧伤、处处忍让 （3）逆来顺受外观之下的坚毅和勇敢和善良 （4）作者的审美理想 （5）最后的出走：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２、曾文清 曾文清表象看起来“温文有礼”，“清奇飘逸”，他实在“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是的，他时常“凝视出神“，但早已失去周冲、繁漪、仇虎、金子们的生命欲望，追求，活力，他甚至不会像陈白露那样在春天的霜花面前，表现出刹那间的生之乐趣；但他对生活已经彻底“厌倦和失望”了，并且陷入无可救药的怯懦，颓废与?沉滞，懒散之中：“懒于动作，懒于思想，